2025年货币政策回顾与2026年展望 - 2024年底重提“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后，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表述更新为“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1] -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5年第四季度例会提出，要发挥增量政策与存量政策的集成效应，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加强货币政策调控[1] - 2025年货币政策操作力度低于2024年：2025年仅降准一次、50个基点，而2024年降准两次、累计100个基点；2025年仅下调7天逆回购利率一次、10个基点，而2024年下调两次、累计30个基点[6] - 尽管降准降息力度减弱，但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数量工具，逆周期调节效果逐步显现：2025年前11个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MLF、SLF、PSL等工具累计净投放货币5916亿元，而2024年同期为净回笼货币3.09万亿元[7] - 截至2025年11月底，广义货币供应（M2）同比增长8.0%，增速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8.5%，高出0.7个百分点[7] - 2025年前三季度，以M2/年化GDP和社融存量调整/年化GDP衡量的宏观杠杆率分别累计增加9.1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同比分别多增2.7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7] 对“灵活高效”新提法与政策空间的解读 - “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的新提法释放多重信号：一是降准和降息仍有空间，但需根据经济金融形势把握力度、节奏和时机[4] - 二是降准和降息并非必选项，保持流动性充裕还可综合运用其他数量调节工具，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也可通过强化利率政策执行、优化结构性工具、加强财政协同等方式实现[5] - 三是货币政策提质增效还有空间，包括引导大型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业，以及用好结构性工具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5] - 四是需珍惜货币政策空间，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银行净息差为1.42%，较同期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低了10个基点，自2024年一季度二者倒挂以来程度不断加深，构成利率政策操作的重要制约[5] 货币政策效果与市场利率表现 - 2025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跌反升，截至12月26日累计反弹16个基点，主要因2024年底的“抢跑”行情透支了货币宽松利好[8] - 但这并未阻碍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2025年9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同比分别下降约40个基点和25个基点[8] - 直接融资成本同步下行：2025年年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74%，继2024年回落51个基点后，又回落47个基点；年均1年期Shibor为1.71%，继2024年回落43个基点后，再回落36个基点[8] - 上述市场利率降幅均超过了2025年年均政策性利率27个基点的降幅[8] 2026年货币政策方向：协同性、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政策“有效性”替换成“协同性”，理解2026年货币政策需以此为重要逻辑起点[9] - 政策“协同性”在货币政策角度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二是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例如2025年9月推出的居民个人消费贷款和消费领域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双贴息”政策），财政部门明确2026年将继续用好该政策；三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存量与增量政策均纳入评估以形成“四稳”合力[10] - 2026年货币政策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具体操作体现为支持性货币政策立场不退坡，以及不搞大水漫灌、坚持精准施策[11][12]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替换成“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被视为前瞻性指引，即若经济增速达标而物价涨幅不达标，央行也不会转向限制性货币政策立场[12] 2026年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支持、风险防控与机制建设 - 2026年货币政策在“促改革、防风险”方面任务繁重，将致力于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强大中央银行[14] - 具体举措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并动态评估完善；健全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14] - 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方面：将加强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建设；坚定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用好两项资本市场结构性工具，探索常态化稳市机制，研究特定情景下向非银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性安排；坚定推进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积极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做好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14]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央行将持续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健全可置信、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宣传和市场沟通机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