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出版信息 - 历史学者蔡伟杰教授的文集《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十三世纪以降的欧亚世界》于2025年8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4] - 该书共293页，定价78.00元 [4]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评价该书作者知识准备、学术视野及思想深度在华语学术圈内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文章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 [2] 书籍核心主题与选取视角 - 书名选取“马可波罗”与“马戛尔尼”是因为两者分别是蒙元史和清史上著名的旅行家与外交使节，在时间上呼应了从蒙古帝国到清朝的架构 [5] - 书中内容涉及关于这两人的历史争议，包括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以及马戛尔尼使团失利的原因 [5] - 该书旨在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尤其是内陆欧亚背景，来看待中国历史上的中外交流事件 [2] 马可波罗事件的历史意义 - 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叔启程前往元大都，服务于忽必烈汗廷，直到1295年才返回威尼斯 [1] - 《马可波罗行纪》在此后几百年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来源，甚至一度是唯一来源 [1] - 在启蒙时代哲学家如蒙田、培根、伏尔泰、卢梭的笔下，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近乎乌托邦的正面形象，常被作为批评西方社会的“对照组” [5] 马戛尔尼使团事件的历史分析 -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勋爵率约七百至八百人使团访华，正式登陆北上者约九十五人 [1] - 使团要求开放更多口岸、减税、驻京公使、租借土地等，均遭清廷拒绝 [1] - 乾隆帝敕谕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仅允广州一口通商，使团于1794年无功而返 [1] - 从英国一方看，当时英国因与法国开战（1793-1815年拿破仑战争第一阶段）财政极度吃紧，且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年年巨额逆差，急需开辟新口岸以支撑“战时经济” [6] - 从清廷一方看，乾隆皇帝考虑的主要是国家安全问题，因得知英国介入清朝与廓尔喀之间的战争而对英使团提高警觉 [7] 元史与清史研究的学术视角差异 - 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非常看重非汉文史料，如波斯文、蒙古文等，具有国际性视野 [8][9] - 清史研究在中国早期发展时，因受汉人民族主义立场影响，对满文材料重视不足 [9] - 美国学者白彬菊在1991年的研究后发现，许多清宫满文档案是孤本，内容比汉文版本更详细、更早、更完整，改变了学界对满文材料价值的看法 [10] - 清代档案长期公开较少、整理不全，影响了研究者对清朝“汉化”程度的判断 [11] 关于“何为中国”的学术讨论 - 学者葛兆光的核心提问是：中国到底是一个文明体、一个无边无际的帝国，还是一个边界清楚的民族国家 [11] - 葛兆光认为，中国自宋代起就在“无边的中央帝国”想象中孕育出“有限国家”的雏形，两者长期纠缠共生，近代民族国家是从这个共生结构中“蜕变”而出 [11] - 此观点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如认为宋代的边界是战略性的“边防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划界原则有本质差异 [12] 元、明、清三朝族群政策比较 - 元朝采取严格的种姓等级制度，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并刻意操弄族群矛盾，重用色目人压制汉人 [14] - 明朝因汉人为主体，族群矛盾较不明显，少数投降的蒙古军人多被逐步汉化 [14] -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采取族群隔离与重点驻防策略（如八旗驻防、公职分设满汉缺、封禁东北与蒙古），旨在避免族群冲突而非利用矛盾 [14] 蒙古帝国与世界史观 - 历史学者冈田英弘提出，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历史观强调“变”与“善恶对立”，而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观核心是“不变”与“正统”延续 [15] - 冈田英弘认为，蒙古帝国的出现使得这两大历史观通过“草原之道”结合，揭开了世界史的序幕，其代表是拉施特涵盖多文明的《史集》 [15][16] - 对此观点的批评指出，《蒙古秘史》仍主要聚焦蒙古本身，并非所有中央欧亚史书都是“世界史”，且将两种史观本质化对立忽略了它们历史上对游牧民族的共同记载 [16][17] - 许多世界史学者强调，游牧民族凭借强大武力建立横跨欧亚的帝国是前现代欧亚历史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18] 对“崖山之后无中国”论述的批评 - 该论述背后是一种情绪表达，其隐含的“野蛮战胜文明”观点站不住脚 [18] - 中华文化一直在变动，非汉政权如元朝对中华文化有继承与转化，例如将朱熹理学纳入科举、元曲成为文学高峰等 [18] - 蒙古帝国在灭宋前已拥有成熟的行政、税收、驿站与多语文书系统，并非“野蛮”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