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牙买加体系”下的法币时代，这催生了以美国为几乎唯一逆差方的“全球失衡”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元全球大循环”[2][3][4][13] 然而，这一循环在给美国带来铸币税福利的同时，也通过引发“荷兰病”导致了美国制造业衰退和产业空心化，从而构成了威胁美国长远霸权的“根本特里芬难题”[2][27][28][38] 2025年4月美国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被视为美国为巩固自身霸权而主动抑制美元全球大循环的标志性事件，预示着该循环已出现由盛转衰的拐点[2][41][44][58] 全球失衡与美元全球大循环的成因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全球失衡”的局面，其核心特征是全球贸易逆差高度集中于美国，美国逆差占世界各国总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3] - 全球失衡与“美元全球大循环”是一体两面：美元通过美国的贸易逆差流出，购买全球商品；顺差国持有的美元又通过投资美国金融市场（如购买美债）回流美国[2][3] - 这一循环得以形成的关键制度基础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人类进入“法币体系”[2][4][13] 这使得货币创造摆脱了实物（黄金）约束，美国得以通过无成本创造美元来支付长期贸易逆差，而“休谟机制”这一在金本位下自动修正贸易失衡的机制随之失效[14][15] 美元全球大循环对美国经济的反噬 - 美国是循环的受益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征收“铸币税”，2024年其经常账户逆差接近1.2万亿美元，占GDP的4%；2001-2024年累计逆差接近14万亿美元[27] - 但美元也给美国带来严重反噬，即“荷兰病”：美元作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品”，其大量流出挤压了国内制造业[27][28][31] 制造业占美国GDP比重从1971年的22%一路下降至2024年的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71年之前的25%以上降至2024年的8%[28] 同期，金融、保险及地产业占GDP比重则从14.6%上升至21.2%[31] - 此外，全球化与美元循环加剧了美国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制造了“全球化输家”，这为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现象（如“特朗普现象”）埋下伏笔[34] “根本特里芬难题”与循环的转折 - 报告提出了“根本特里芬难题”，即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之间存在根本矛盾：美国霸权造就了美元霸权，但美元霸权通过侵蚀美国实体经济（制造业）最终会削弱美国霸权，并导致美元霸权丧失[2][38] - 2025年4月美国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旨在通过加征关税压缩进口和贸易逆差，从而抑制美元流出，引导制造业回流[42][43] 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面临上述难题时，选择了以牺牲美元霸权为代价来巩固美国霸权[2][44] - 因此，“对等关税”是美元全球大循环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2][41] 政策推出后，市场预期改变，美元指数走弱、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黄金价格反常走强，这些市场表现均被视为循环拐头的信号[2][45][47][54][57] 对中国的启示 - 长期启示：人民币国际化不应以取代美元、构建人民币霸权为目标，因为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会给发行国带来反噬，陷入“根本特里芬难题”[64][65]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应是为对外贸易构建备用支付管道，以应对美元“武器化”风险[66] - 中期启示：应积极扩大内需，推动消费转型，以更顺畅的“内循环”降低对“外循环”（外需）的依赖[2][66] 中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增长，并向美国支付了巨额“外循环使用费”（表现为积累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大量为美元资产），不如将资源用于补贴本国居民、提升国内福利[66][67] - 短期启示：中国很可能已接近外需的“天花板”[2][68] 中国的贸易顺差本质上主要来自美国的逆差[70] 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2万亿美元，占GDP的6%，已接近同期美国贸易逆差规模[74][77] 在美国试图压缩逆差、转向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贸易顺差增长难以为继，扩大内需已变得极为迫切[6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