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莱德全球扩张与政商协同模式 - 公司以228亿美元收购李嘉诚旗下43个港口资产，掌控全球10.4%集装箱吞吐量，战略重点为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4][5] - 交易获美国政府高层支持，首席执行官芬克与特朗普、共和党高层密切互动，同时与民主党保持长期关系，形成跨党派政商网络[8] - 通过"旋转门"机制深度影响政策，前高管进入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并吸纳多国卸任政要如瑞士央行前行长、美联储前副主席加入顾问团队[15][16] 金融危机中的崛起路径 -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管理资产规模达1.3万亿美元，受美联储委托处置贝尔斯登等机构遗留不良资产，引发角色争议[12][14] - 2020年疫情期间再次受美联储委托主导企业债券购买计划，形成"政策协同与利益联盟"的深度合作模式[15] 中国市场战略布局 - 2015-2017年陆续获取QDLP、RQFII及私募牌照，2020年成为首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21][24] - 中国区负责人选拔注重政商背景：王学明曾主导中石油等国企上市，汤晓东兼具证监会与金融机构履历[20][24] - 首只公募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募集66.8亿元，但成立后净值跌幅超40%，因A股短期博弈特性与公司长期价值策略冲突[24] 本土化困境与高管调整 - 创始团队相继离职，包括汤晓东、首任基金经理唐华及总经理张弛，2024年完成董事长范华（中投背景）与总经理郁蓓华（招商系）的"招商系"组合[26][28][29][32] - 公司在中国市场未能复制"政商协同"优势，核心矛盾在于投资框架与A股散户主导、政策驱动特性的错配[24][32] 历史政商合作案例 - 2009年向中投等机构推介美国不良资产，2015年股市震荡期间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作为唯一资管代表参与磋商[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