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低生育率的国际经验 - OECD经济体生育支持政策针对父母、幼儿、企业三大主体，包括生育津贴、托育支持、税费优惠、就业支持等政策及相关法律，呈现系统化、阶梯型特征[2][27] - 现金转移类财政支持和托儿服务对总和生育率和出生率影响显著，法国、瑞典等家庭福利支出达GDP 2%-3%的国家政策效果较好，生育率回升至警戒线以上[2][43] - 产假制度和托育服务改善显著提升女性就业率，日本、法国等国家通过集体幼托和保育所建设使女性就业率提高15个百分点[38][43] - 韩国生育支持政策因推出较晚且财政投入仅占GDP 1.5%，其中60%用于托育服务，现金补贴占比仅30%，政策效果不明显[60][63] 我国人口变化特征 - 育龄女性占比从2003年20.99%降至2023年16.96%，女性初婚年龄从1978年上升至2020年28岁，粗结婚率从2011年降至2023年不足6%[3][67] - 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70%，高于欧洲和亚洲发达经济体，年均工作时长2023年达2500小时，高于日韩欧美[78][79] - 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持续增长至2020年3.8亿，占总人口27%，其中乡-城流动占50%，青壮年占比61.29%[4][84][90] - 低收入群体总和生育率降至1.77，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差异影响明显收敛[90] 我国促生育政策方向 - 呼和浩特2025年实施阶梯式育儿补贴：一孩1万元、二孩5万元、三孩10万元，全国22个地市已出台类似政策，重点倾斜二孩以上家庭[5][97] - 按呼和浩特模式全国推广需财政资金3700亿元，占一般财政支出1.3%，若按地区平均水平推广需1076亿元[99][103] - 系统性政策包括：就业领域建立企业政府育儿成本共担机制，教育系统发展普惠托育，医疗完善妇幼健康体系，住房提供共有产权房优先配售[104][106] - 2013-2024年政策演变：从"单独二孩"到"三孩"政策，2022年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2024年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