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低生育率的国际经验 - OECD经济体生育支持政策针对父母、幼儿、企业三大主体，包括生育津贴、托育支持、税费优惠、就业支持等政策，呈现系统化、阶梯型特征，由专门家庭福利部门持续完善 [2][27] - 现金转移类财政支持和托儿服务对总和生育率影响显著，家庭福利支出达GDP的2%-3%时政策效果较好，法国、瑞典生育率已回升至警戒线以上，而韩国、新加坡因政策推出较晚且力度不足效果有限 [2][43] - 财政支持、产假长短和正规儿童照料能提振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托幼服务在瑞典、日本等国显著改善女性就业，形成生育与就业的正向循环 [31][38] 我国人口变化特征 - 育龄女性占比从2003年20.99%降至2023年16.96%，女性初婚年龄延迟至28岁，粗结婚率不足6%，晚婚晚育现象突出 [3][67] - 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70%，年均工作时长约2500小时，高工作强度与育儿成本抑制生育意愿，与日韩工业化阶段特征相似 [3][78] - 流动人口达3.8亿占总人口27%，其中青壮年占比61.29%，户籍与公共服务差异使其生育意愿降至2以下 [4][90] 我国促生育政策方向 - 呼和浩特实施阶梯式补贴：一孩1万、二孩5万、三孩10万，全国22个地市已推行类似政策，若按该标准全国推广需财政支出3700亿元占一般预算1.3% [5][97][99] - 系统性政策需覆盖就业（弹性工作制、企业成本分担）、教育（普惠托育）、医疗（妇幼保健）、住房（共有产权优先）等多领域协同 [5][104] - 需针对性解决流动人口需求，2020年流动育龄女性占全国女性21.22%，公共服务均等化或成政策重点 [90][91] 全球人口发展规律 - 全球总和生育率从1963年峰值2.27%降至2021年1.52%，东亚地区最低仅1.5，2080年人口达103亿峰值后将下降 [7][23] - 低生育率存在自我强化机制，总和生育率1.5为警戒线，欧洲通过"速度奖励"（瑞典30个月内生二孩可获额外津贴）等创新政策阶段性提升生育率 [20][49] - 人口转变理论揭示工业化进程中生育率下降的三阶段特征，当前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的后工业化时期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