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防风险”监管指标（ΔEVE/一级资本）短期内对银行承接长期国债构成一定约束，但中长期看并非根本问题 [1] - 借鉴国际经验，监管指标阈值并非一成不变，可结合宏观经济需要灵活调整 [1][6] - 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财政货币政策灵活调整以及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空间，是更根本的“防风险”举措 [1][13][20] 银行承接长期国债的现状与监管约束 - 2025年我国政府债净发行约14万亿元，其中10年及以上久期债券净发行达12万亿元，银行是重要承接机构 [3] - 银行负债久期（存款多在3年及以下，同业存单在1年及以下）显著短于其持有的长久期国债资产，存在期限错配 [3] - 监管通过经济价值变动相对一级资本的比例（ΔEVE）来衡量利率风险，阈值关注水平为15% [3][22] - 2024年，有四家国有大行和两家股份制银行的ΔEVE高于10%，其中三家国有大行该指标已非常接近15%的监管阈值 [3] 国际监管实践与灵活性 - 日本经验：对国内中小银行的ΔEVE监管，分母放宽为全部资本，阈值上调至20%，但2019-2024年每年仍有银行超出阈值，最多达16家，因中小银行经营上依赖国内市场与利息收入，购买长债具有合理性 [6][7] - 美国经验：2025年美联储主动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补充杠杆率要求由5-6%降低至3.5-4.5%，以提升其为美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能力 [12] - 美国经验：美国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监管落地有限，美联储仅要求银行自设ΔEVE阈值，货币监理署对大型银行的测试也未设定统一的15%“红线” [12] - 历史表明，在日本、美国、欧洲实行超低利率政策时期，ΔEVE监管并未真正构成银行购买国债的实际约束 [13] 中国宏观背景与政策取向 - 当前中国实际利率处于过去10年不低的位置，私人部门杠杆、地方债务、房地产库存仍需时间消化，内生需求总体偏弱 [14] - 财政扩张对调节总需求、保持经济金融大局稳定有较强必要性，预计长期政府债供给可能保持高位 [14] - 货币政策核心可能是“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14] - 央行已明确将灵活开展国债买卖操作，2026年1月全月通过国债买卖净投放1000亿元，高于去年四季度的均值（400亿元） [20] 监管指标的技术调整空间 - ΔEVE数值与利率冲击假设大小正相关，《巴塞尔协议III》假设中国平行利率冲击为225基点，高于日本（100基点）和美国（200基点） [17] - 采用相同数据和方法计算，中国平行利率冲击应在200基点左右，若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数据，则应在150基点左右 [17] - 无论是在利率冲击假设上，还是参考日本经验放宽监管阈值，中国的ΔEVE监管要求都存在潜在的调整余地 [17]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空间 - 截至2025年12月，中国央行总资产规模为48.2万亿元，占GDP比例约34.4%，较历史最高水平（65.1%，2009年9月）低31个百分点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