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专访北京大学教授翟崑，探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例）在人权保障上的理念异同，并深入阐释了“安全的发展、发展的安全”这一人权实践理念的核心内涵[3][4] - 该理念强调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认为发展与安全相互支撑，并主张在数字时代通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范式的人权治理方案[6][9][10] - 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扮演参与者、贡献者和理念创新者的角色，其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可能成为区域乃至全球南方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一项公共产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走向多元共存[9][10][12] 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权理念的异同 - **共同理念**：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倾向于从发展与安全两个维度理解人权，强调民生改善、减贫、教育、医疗等发展性权利，并将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反对将人权问题高度政治化和工具化[4] - **路径差异**：中国以国家主导方式推进“以人为本的发展”，在脱贫攻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形成较强动员能力；印尼与马来西亚则在制度设计中引入了更明确的人权治理机制，两国均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承担监督、调查、教育与政策建议等功能[4] - **合作框架差异**：中国更多通过联合国与双边、多边合作阐释自身人权理念；印尼、马来西亚则参与东盟人权机制，开展区域合作，受到《东盟人权宣言》与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制度框架影响[4] “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基本人权”的现实意义 - 这一主张是对《发展权利宣言》确立的“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理念的现实回应，有助于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明确优先顺序，将资源优先用于保障生存和发展的底线[6] -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共识是：发展与安全相互支撑，发展能够减少不安全因素，而稳定的环境又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种“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治理逻辑构成了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共同语言[6] 数字时代人权保障的共同挑战与机遇 - **共同挑战**：数字鸿沟导致发展权不均等；虚假信息与网络操纵破坏社会安全秩序；个人信息泄露与网络诈骗侵害民众财产与人身安全；算法偏见造成新的不公平，影响平等权与劳动权[8] - **合作机遇**：通过“数字丝绸之路”与人工智能赋能的普惠计划，在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5G等领域扩大投入，提升发展可及性；合作探索电子政务、数字医保、线上社会救助等项目，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在打击网络犯罪、治理虚假信息、保护个人数据方面的协作，降低个人受害风险[9] 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角色与方案 - 中国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及理念与制度创新的提出者，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制，并通过北京人权论坛、南南人权论坛等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就人权议题形成更具主体性的集体表达[9] - “中国人权治理方案”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范式的公共产品，强调人权应置于国家现代化与社会整体转型的大框架中，重视结构性减贫、公共服务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性意义，同时反对以人权为名搞地缘政治对抗和制度输出[10] “亚洲价值观”蕴含的人权理念与未来意义 - “亚洲价值观”概括了亚洲国家的长期治理实践和区域合作经验，其中和平对应免于冲突和暴力的生存安全，合作与开放强调通过区域协作改善民生条件、扩大发展机会，包容强调尊重制度差异与社会文化多样性[12] - 未来，“亚洲价值观”可能成为中国周边乃至全球南方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一项公共产品，提供一条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经济阶段和治理条件的路径，将人权理解为通过发展改善生活、通过安全降低脆弱性的实践过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