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的核心观点是，现代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并非简单的技术突破或制度变革，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即16至18世纪在欧洲逐渐形成的“增长导向的文化” [1][3] - 这种文化的核心在于“有用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方式，以及对自然世界的掌控信念、对实验与实证的推崇，以及知识精英之间开放交流的规范 [3][4] - 莫基尔的理论框架强调，文化通过“基于选择的文化进化”机制影响经济制度与技术路径，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决定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文化信念塑造了制度本身 [1][7][31]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 - **有用知识的双重结构**：莫基尔理论的核心是“有用知识”，并将其区分为“命题性知识”（关于“为什么”的科学理论与认识）和“指令性知识”（关于“如何做”的技能与工艺）[9][10] - **知识双螺旋**：当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产生紧密联系并形成良性互动循环时，技术进步获得前所未有的持续动力，如同DNA双螺旋结构推动知识指数级增长 [11][12] - **文化企业家**：指如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等关键人物，他们通过思想、著作和制度创新，改变他人的观念和信仰，重塑了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态度，是推动文化变革的代理人 [15][17] - **工业启蒙**：指连接“知道”与“做到”的桥梁，其核心信念是通过应用系统化、形式化的知识来改善生产与生活，标志着工匠“技艺”与科学家“理论”的融合 [22][23] 欧洲“增长文化”的形成条件 - **政治分裂与文化统一**：早期现代欧洲政治上的高度碎片化与激烈的观念竞争，为“观念市场”和新思想的生存提供了空间；同时，拉丁语作为学术通用语及共同的文化传统，确保了知识的快速传播与规模经济效应 [18][19] - **文人共和国**：一个非政府的跨国精英知识网络，通过书信、著作和交流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知识共享平台，为新观念提供了生存空间、流动腹地和传播渠道 [18][19] - **知识的逃逸通道**：欧洲政治分裂带来的竞争机制，使得有才华的学者和工匠可以移居到更友好的地方，降低了“思想市场”的进入门槛，防止单一权威压制新观念 [18] - **精确性文化的兴起**：从伽利略到惠更斯，对科学仪器的追求培养了欧洲社会对测量、校准和精确性的文化偏好，这种偏好最终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26] 与古代中国的对比分析 - **技术成就的差异**：古代中国拥有如四大发明等辉煌但孤立、间断的技术成就，缺乏系统的理论（命题性知识）支撑，技术进步难以持续和突破瓶颈 [10][28] - **制度与文化环境差异**：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缺乏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容易全面压制异端思想；科举制度鼓励对经典文献的崇拜和记忆，而非对新知识的探索，士大夫阶层对工匠技艺持轻视态度 [28][29] - **对西方知识的态度**：明清时期的中国对西方知识采取谨慎甚至敌视态度，未能有效吸收；而欧洲学者则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保持开放态度，积极引进和学习 [29] - **路径依赖与偶然性**：莫基尔强调这不是文化优劣问题，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和路径依赖结果，欧洲因其碎片化政治结构无法强化思想统一，反而在竞争中培育出开放创新文化 [30] 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 **创新生态系统**：持续的创新依赖于社会对知识的开放态度与制度支持，需要鼓励质疑、容忍非主流探索、对失败给予宽容的文化氛围，过度集中和统一长期可能扼杀创造力 [31][32] - **知识双螺旋的现代体现**：现代创新政策需建立基础研究（命题性知识）与应用开发（指令性知识）之间的有效联系，大学与产业的合作、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对话是关键 [32] - **数字时代的延续**：数字时代知识传播的开放性、共享性与跨国合作性，正是“增长文化”的延续，维护知识的可竞争性及科学与实践之间的桥梁至关重要 [32][41] - **增长的根本机制**：经济增长的根源不仅在于物质资本或制度优化，更在于社会如何看待、生产、传播知识以及将知识转化为改善生活的能力，“增长的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选择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产物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