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社会治理职能 - 湖南省南县检察院通过实地测量、厘清宅基地边界，成功化解一起因故意伤害案引发的多年邻里纠纷，并推动建立“县乡综治中心协调+片区月例会商”工作机制，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1][2] - 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通过支持起诉、参与调解并联动法院执行，为18名超龄劳动者追回被拖欠的工资共计10.8万余元，案件已全部执行到位 [5][6] -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检察院针对预付卡消费监管漏洞，通过公开听证、送达检察建议，推动商务局与市场监管局建立监管协同机制，规定7日内互相移送线索，15日内反馈结果，促使商务局在两个月内对300余家经营户排查并新增备案30余家 [9][10] - 湖北省兴山县检察院通过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机制，为因交通事故陷入困境的唐大姐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并启动“司法救助+”多元协作机制，帮助其家庭成功申请农村低保 [13][14][16] -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虐待儿童案件中，依法将案件由自诉转为公诉，支持起诉撤销施虐母亲监护权，并联合民政、妇联等多部门为外卖员父亲及其孩子提供托育安置、专项补贴等综合帮扶 [18][19][20] 社会问题与治理成效 - 湖南省南县检察院处理的案件显示，基层矛盾常源于宅基地界线不清等历史积怨，单纯司法判决无法根除矛盾，需要结合社会治理 [1] - 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处理的欠薪案揭示，超龄劳动者（超过60周岁）在遭遇欠薪时面临维权困难，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缺乏账单材料等 [5] -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检察院调查发现，预付卡消费市场存在“管执分离”问题，商务局有备案管理权无处罚权，市场监管局有处罚权但不掌握备案信息，导致大量商户脱管，两年内相关投诉达680条，涉及金额近百万元 [9][10] - 湖北省兴山县检察院救助的个案显示，交通事故受害人可能因责任人赔偿能力有限（仅投保交强险）而陷入困境，即便经法院强制执行，仍有19万元赔偿款无法到位，同时家庭还面临其他成员患癌等叠加打击 [14] -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处理的案件显示，低龄儿童受虐待案件因受害者无自诉能力、近亲属未及时提起诉讼而存在救济盲区，需要检察机关主动介入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