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跨文化翻译运动的背景与概况 - 传统史学叙事低估了中世纪的社会进步性与文化创造力，8-13世纪西亚及环地中海地区由多群体推动的跨文化翻译运动，促成了不同文明深度交融并为欧洲文艺复兴奠定基础[1] - 阿拉伯帝国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停止大规模军事扩张，采取宽容政策推动多民族融合，在此背景下翻译古典文明遗产成为构建帝国文化体系的重要手段，形成了持续百余年的“百年翻译运动”[2] 阿拉伯帝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 哈里发麦蒙于832年在巴格达建立“智慧宫”，兼具图书馆、档案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等职能，广泛招募多宗教背景学者进行翻译[3] - 到9世纪中叶，千余种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古籍被翻译为阿拉伯语，涵盖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学、法学、地理学、数学等多个领域[3] - 翻译运动的影响不仅在于翻译和汲取，更在于对希腊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增补与发明创造，通过搜集选择、对照校勘、更正补遗、著录阐释等形成了新的知识体系[3] 犹太人的跨境知识中介作用 - 散居于三大文化圈的犹太人凭借频繁的跨界贸易和人文交往，深谙不同文明的文化属性，自然担当起跨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4] - 犹太翻译运动活跃于10-12世纪，一方面将古希腊罗马经典翻译为阿拉伯语并注释，另一方面将阿拉伯语文献翻译为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并在多语种“转换”中发挥作用[5] - 12-13世纪，犹太学者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等地形成活跃的学术与翻译中心，大量希腊语、阿拉伯语经典被译为希伯来语和拉丁语[5] - 持续三个多世纪的犹太翻译运动得益于伊比利亚半岛相对宽容的政治氛围、散居群体的流动性与跨界网络，以及根深蒂固的犹太崇智主义传统[6] 基督教世界的翻译运动 - 1085年托莱多被收复后，12至13世纪初在雷蒙德主教等支持下，多宗教学者共同推动了规模空前的“托莱多翻译运动”，将阿拉伯翻译运动中成型的大量典籍翻译为拉丁语[7] - 托莱多的翻译活动呈现职业化、团队化特征，注重多语种、多文本比对互证，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经典作家作品连同阿拉伯学者的注释一起译为拉丁文[7] - 中世纪的西西里岛同样是多元文明共存之地，12世纪中叶翻译家们将岛上保存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经典翻译为拉丁文，13世纪末后拜占庭人则向欧洲传播未经阿拉伯文化中介“过滤”的希腊原文经典[8] 翻译运动对文艺复兴的贡献：经典传承 - 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是一项超越宗教与族群藩篱的宏大文化实践，构建了跨时代、跨文化、跨语言的知识生产共同体，为欧洲文艺复兴奠定学术根基和思想源泉[9] - 4-6世纪的日耳曼人大迁徙摧毁了西罗马帝国的文化系统，进入中世纪后持续的战争与动荡导致古典文献大规模损毁与散佚，欧洲保存的古典作品体量有限[9] - 中世纪的跨文化翻译保留了大量在基督教世界失传的经典，赓续了古典文脉[9] 翻译运动对文艺复兴的贡献：学术繁荣 - 古典文本回传后，激发了知识阶层、王公贵族、富贾商客的巨大热情，拥有“书籍与建筑”成为最时尚的追求[10] - 教皇尼古拉五世广泛搜集采购流散于欧亚各地的希腊与拉丁文手稿，在梵蒂冈设立大规模的抄写与编辑工坊，系统开展典籍的誊录、校勘和翻译工作[10] - 来自中国的造纸术日益普及，大幅降低了书籍制作成本，为知识的大规模生产创造条件，古典文本的系统整理与研究还促生了现代大学的产生[10] 翻译运动对文艺复兴的贡献：思想融合 - 翻译经典的回传促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交流，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人是万物尺度”的人本精神与批判思辨，对长期占据主导的神本思想构成根本性冲击[11] -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数学与科学、希伯来文化中的伦理与社会秩序观念、罗马的政治法律与建筑文化、波斯帝国的学术体系与艺术风格等，都与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产生深度交流、互动和融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