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 - 甲为A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乙为甲之妻，任A省B市电信公司项目建设部经理，丙为某民营科技公司总经理 [2] - 2007年至2019年间，甲乙夫妇利用职务便利为丙所在公司获取电信业务经营资质、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提供帮助 [2] - 同期丙以逢年过节等名义送予甲乙夫妇现金、字画等财物总计630万元，其中2007-2009年120万元，2010-2015年293万元，2016-2019年217万元 [3] - 2014-2019年甲乙夫妇为感谢丙帮助其子调动工作及职务提拔，送予丙贵重物品价值100万元 [3] 行为性质认定 - 受贿罪本质是权钱交易，需从双方关系基础、财物价值、往来缘由等综合判断 [7] - 丙与甲乙夫妇无亲友关系基础，财物往来始于业务结识当年 [8] - 丙12年间年均赠送50多万元，远超正常礼尚往来标准，且与甲乙回赠价值差异悬殊 [8] - 财物往来与请托事项时间高度吻合，双方均存在特定利益诉求 [9] 法律适用争议 - 第一种意见认为属礼尚往来，仅构成违纪 [4] - 第二种意见认定受贿530万元（扣除回赠100万元） [5] - 第三种意见认定共同受贿630万元，另单独评价行贿100万元 [5][6] 共同受贿认定 - 2010-2015年甲乙共同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并收受293万元，构成典型共同受贿 [14] - 2016-2019年甲单独收受217万元但乙知情并保管使用，适用特定关系人共犯规定 [14] - 2007-2009年乙虽未直接谋利但参与事中共谋并共同收受120万元 [15] 数额处理原则 - 回赠100万元系独立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无关联性 [11] - 根据司法解释，已完成的受贿既遂不能因后续回赠扣除 [10] - 双方互送财物分属不同权钱交易链条，应分别评价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