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立传的核心标准与价值取向 - 司马迁选择伯夷、叔齐作为七十列传之首，其核心标准并非简单的尊崇孔子，而是基于其个人的价值取舍，表彰“让国”与反抗不义权力的精神[2] - 这一选择与《史记》整体结构相呼应：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贯穿了“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2] 《伯夷列传》的精神内核与司马迁的情感投射 - 司马迁与伯夷、叔齐存在精神共鸣，他坚持认为这两位隐士对武王伐纣的“以暴易暴”行为心怀怨怼，这与其自身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的不公经历密切相关[3][4] - 司马迁借伯夷、叔齐的遭遇，抒发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传统正义观的质疑，其悲愤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为天下受委屈的正义之士发声[4] 司马迁面对“天道破产”困境的解决方案与历史使命 - 司马迁通过列举现实悖论，尖锐地指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虚伪，直面“天道破产”的困境[5] - 司马迁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道义本身具有独立价值，个人“各从其志”的自我抉择足以保持尊严；而史家的使命在于以公正的史笔“替天行道”，让坚守道义者“名传后世”[5] - 司马迁将历史写作视为正义实践，旨在通过《史记》重建人间的正义秩序，这是《史记》超越普通史书的关键[5] 《伯夷列传》对《史记》全书的情感基调与人文精神的影响 - 《伯夷列传》奠定了《史记》全书的情感基调，融合了对天道不公的悲愤与重建正义的决心，以及对底层贤士的同情与史家担当的坚守[6] - 这种精神在《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后续篇章中得以延续，形成了《史记》独特的人文精神[6] - 司马迁将伯夷、叔齐置于传首的深意，在于宣告其历史抱负：当天道不公时，史家的笔可以成为正义的武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