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李长之的著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一部充满激情、深入剖析司马迁精神人格与《史记》艺术风格的著作 作者认为司马迁的精神是“浪漫的自然主义” 这种精神既造就了《史记》的伟大 也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 全书体现了作者对司马迁的深切同情与敬爱 并通过对《史记》的美学分析 揭示了其作为历史与文学巨著的永恒魅力 [7][8][9][13] 关于司马迁的人格与精神 - 李长之将司马迁的精神人格概括为一种富有浓烈情感色彩的“浪漫的自然主义” 是一种十分“美”的精神 [9] - 凭借这种浪漫精神 司马迁特别喜爱并浓墨重彩地描绘项羽、李广等充满豪迈之气与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 在叙记历史的同时塑造心中“美”的艺术典范 [9] - 司马迁浓郁的浪漫情怀使其在现实中陷入“李陵案”并惨遭宫刑 李长之认为此事件对司马迁个体至关重要 整部《史记》都有此事件的曲折辐射 他详细叙述案件过程并从司马迁的秉性析出其注定的悲剧结局 [9][10] 关于《史记》的艺术风格分析 - 在文章风格上 为维护单篇作品的审美统一性 司马迁将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安排在不同传记中 例如信陵君仁厚爱士的形象在《信陵君列传》中完美呈现 而其畏惧秦国等表现则写在《范雎蔡泽列传》中 [10][11] - 司马迁善于运用“对照律”来增加作品生动性 即用两种突出性格或不同情势相互映衬 例如项羽的少年血气与刘邦的世故无赖 热心救世的孔子与出世的老子 使人物性格格外鲜明 [11] - 在句法上 司马迁能根据场景需要灵活运用长句与短句 例如在描绘荆轲刺秦王的紧张场面时使用一系列急促斩截的短句来营造氛围 [12] - 李长之细致分析了《史记》的语调之美 包括圆浑、韵致、唱叹、疏荡淡远、沉酣、畅足等特点 认为这些是构成整部巨著的必要条件 [12] 关于时代背景与著作成因 - 李长之从文化、经济角度概括汉代 认为那是楚文化（浪漫精神）胜利、齐学影响、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膨胀的时代 一切尚未完全定型 司马迁仍能呼吸到先秦的学术气息 [8] - 汉代的壮阔气象、雄厚国力加上浪漫精神 造成了文化上的奇观 而司马迁正是这一文化奇观的焦点和记录者 [8] - 李长之本人具有广博的西方现代知识与深厚国学素养 他最喜爱的中国作家是司马迁 其精神性格与司马迁极为相契 这使他能够以深切的同情与敬爱完成这部著作 [13][14] 关于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共鸣 - 李长之在著作中灌注了激情 怀着无限珍视与爱戴的心情写作 使这部书成为一部元气淋漓的著作 [8] - 在分析“李陵案”时 李长之的情感投入极深 不仅司马迁同情李陵 作者自己也为之深长叹息 将他们视为遥远的同道和莫逆朋友 运笔深挚富有感染力 甚至自己校读时也“泪眼模糊” [10] - 对于读者而言 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常令人情绪放远、胸中热潮涌动 是一部能见出作者性灵并激发读者灵性的著作 [7][8][13]

古籍整理与出版项目进展 - 截至2025年底，“《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第一期工程现代标点工作已基本完成并交付中华书局进入出版流程 [1][4] - 该项目第二期工程“《永乐大典》分书重编”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预计再过三年可全面竣工 [1][4] - 《齐鲁文库·典籍编》已相继出版300册，其中2023年出版100册，2024年、2025年又相继各出版100册 [1][6] 古籍数字化与公开化现状 - 山东省是古籍大省，但大量古籍长期沉睡在图书馆、博物馆，数字化、公开化进程较慢 [1][3] - 当前国内外大量古籍已实现数字化、公开化，上网登录数据库已成为研究新常态，但山东省内研究人员有时需要翻阅外省数据库 [3] - 古籍只有实现数字化、公开化，才能得到有效活化利用，让人们能够接触、看到古籍，才能真正实现传承 [3] 文化建设的层次与当代需求 - 近年来兴起的汉服、非遗、文创等“国风潮”和“文旅热”属于“浅层次”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文化传承但无法代替深层次文化 [2][7] - 时代呼唤能够深刻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戏剧、小说、绘画、音乐等文化精品 [2][7] - 文化建设需要借鉴海外优秀文化、历史优秀文化，更需要当代创造，作品需结合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以反映当代人心声 [2][8] 中华文化与齐鲁文化的特点 -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形态，历朝历代都有古籍工作者对多元文化进行整合，古籍整理工作是这一形态的具体体现 [1][5] - 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近一半出自山东，齐文化具有多元性、灵活性，鲁文化更注重纯粹的文化发展 [10] - 文化建设中需要秉持中庸之道，实事求是地肯定传统文化精华，并以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的底线来引导科技发展 [6][7] 具体文化工程的意义与案例 - 《永乐大典》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按知识点进行的一次大整合，目前存世的有800多卷、400多册，对其整理出版承载着铭记历史、激发民族奋进意志的意义 [5] - 《齐鲁文库》是山东文脉工程的载体，旨在将古往今来山东人的著作全部进行分编影印和数字化整理，各省古籍整理工作的推进对全国性工程也具有重要意义 [6] - 刀郎的《罗刹海市》借鉴《聊斋志异》并爆火的案例，提醒文化建设需要借鉴历史优秀文化并进行当代创造 [8]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围绕“读书与修身”展开，阐述了读书对于个人气质变化、自我认知确立、修养提升以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强调了阅读中外经典著作的价值 [3][5][7] - 核心观点认为，读书不仅是做学问者的志业，更是每个社会公民丰富生命、延续文化的基本需求，其根本益处在于使人成为“不一样的人” [3] - 核心观点主张通过“闲适阅读”而非仅功利性阅读来获得滋养，并推荐了一系列中外经典著作作为阅读书目 [10][21] 为什么读书 - 读书可以使个体生命的气质发生变化，引用宋代朱熹的观点“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以及“腹有诗书气自华” [3] - 读书有助于“刊落习气”，即去除因环境、行业等沾染上的习惯作风，追求更高尚的精神境界 [5][6] - 读书有助于确立人生的自我认知，让人明白自己立于历史长河中的身份与角色，并对事业成就有所帮助 [7] - 读书可以提高修养，以先贤为楷模，但同时也指出修养并非全部来自读书，环境熏习与经验记忆同样重要 [8][9] 读什么书 - 主张阅读人类文化遗产中最优秀的经典之作，包括中国与外国的书籍 [10][19] - 推荐了十六种中国经典及现代著作，包括《论语》《诗经》《史记》《老子》《庄子》《离骚》《陶渊明集》《文心雕龙》李白杜甫诗、韩柳文、苏东坡、王阳明《传习录》、汤显祖《牡丹亭》《红楼梦》、章学诚《文史通义》、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张荫麟《中国史纲》 [11][12][13][14][15][16][17][18] - 强调必须阅读外国经典，列举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但丁《神曲》、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歌德《浮士德》、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等 [19] - 提出文化平等观，引用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主张文化融合 [20] 怎样读书 - 区分了带有功利目的的专业阅读与无目的的“闲适阅读”，并推崇后者，主张每日读书以获得滋养 [21] - 以个人经历为例，讲述了其读书历程：幼年受父亲口述侠义小说启蒙，小学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初中热爱并背诵《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高中转向19世纪欧洲文学，大学系统研读中国古代文学、西方美学哲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3][24][25][26] - 分享了个人读书的意象与感悟，引用普希金作品中的“一架子书和一所荒凉的花园”作为其精神向往的写照 [24] 关于读经 - 建议读者读一点经，特别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乐》经失传） [28] - 回顾了民国时期蔡元培与马一浮关于是否读经的争论，并个人认为在中国完全废止读经是教育失误 [28] - 强调读《论语》《孟子》等对于塑造忠、信、仁、恕等基本道德观念及健全人格的重要性 [28]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个人回忆录的形式，阐述了阅读如何在不同人生阶段（童年、青年、老年）为个体提供精神滋养、情感慰藉与前行勇气，并最终升华出阅读即自我重生与最好生活方式的观点 [1][2][3] 童年阅读环境与体验 - 个体的早期阅读环境极为简陋，在松嫩平原的土坯平房内，以火炕和母亲的大柜盖作为主要阅读场所 [1] - 个体将户外空间称为“露天书房”，在春夏秋三季的自然环境中阅读，清风、阳光、树影、鸟鸣与落叶等自然元素与阅读体验深度融合 [1] - 在此环境下阅读的书籍成为滋养人生的不竭源泉 [1] 青年时期阅读的慰藉作用 - 中学毕业后务农期间，繁重农活挤压了阅读时间，但一次雨天重读童年获得的《安徒生童话》奖品，消散了其心底的疲惫 [2] - 个体坚持在煤油灯下每晚阅读几页，跳跃的火苗赋予了其直面生活的勇气 [2] 老年时期的阅读感悟与价值总结 - 回顾人生，与书相伴受益匪浅，阅读内容涵盖史书、当代散文及名家小说等多个领域 [3] - 从《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领悟个体渺小与历史厚重，获得历史警醒 [3] - 从朱自清、汪曾祺等作家的散文中学会感知亲情温暖、生活诗意及平凡日子中的细碎温暖 [3] - 从《平凡的世界》、《百年孤独》等小说中被打动、震撼，并领悟到在人生坎坷中保持前行勇气与向善本心的重要性 [3] - 最终总结认为，阅读使精神丰盈，能挺直生活的脊梁，最好的生活便是沉浸于书房，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自我的重生 [3]

司马迁《史记》立传的核心标准与价值取向 - 司马迁选择伯夷、叔齐作为七十列传之首，其核心标准并非简单的尊崇孔子，而是基于其个人的价值取舍，表彰“让国”与反抗不义权力的精神[2] - 这一选择与《史记》整体结构相呼应：年表首共和、本纪首黄帝、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贯穿了“表扬让位、反抗君主”的一贯立场[2] 《伯夷列传》的精神内核与司马迁的情感投射 - 司马迁与伯夷、叔齐存在精神共鸣，他坚持认为这两位隐士对武王伐纣的“以暴易暴”行为心怀怨怼，这与其自身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的不公经历密切相关[3][4] - 司马迁借伯夷、叔齐的遭遇，抒发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传统正义观的质疑，其悲愤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为天下受委屈的正义之士发声[4] 司马迁面对“天道破产”困境的解决方案与历史使命 - 司马迁通过列举现实悖论，尖锐地指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虚伪，直面“天道破产”的困境[5] - 司马迁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道义本身具有独立价值，个人“各从其志”的自我抉择足以保持尊严；而史家的使命在于以公正的史笔“替天行道”，让坚守道义者“名传后世”[5] - 司马迁将历史写作视为正义实践，旨在通过《史记》重建人间的正义秩序，这是《史记》超越普通史书的关键[5] 《伯夷列传》对《史记》全书的情感基调与人文精神的影响 - 《伯夷列传》奠定了《史记》全书的情感基调，融合了对天道不公的悲愤与重建正义的决心，以及对底层贤士的同情与史家担当的坚守[6] - 这种精神在《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后续篇章中得以延续，形成了《史记》独特的人文精神[6] - 司马迁将伯夷、叔齐置于传首的深意，在于宣告其历史抱负：当天道不公时，史家的笔可以成为正义的武器[6]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编辑出版史二十讲》一书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当代的中国编辑出版发展脉络，将编辑定位为主动的知识组织者与文化建构者，其历史可上溯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7] - 该书以人物与典籍为核心，通过二十个专题，勾勒出中国编辑出版从萌芽、发展到转型的完整轨迹，并致力于探究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8][15] - 全书构建了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不仅呈现历史活动，更深入探寻编辑出版之“道”，阐明了编辑工作在文明传承与精神版图塑造中的根本性作用[13][14][15] 书籍内容与结构 - 全书分为三大板块：以孔子、刘向刘歆父子、司马迁等为代表的“前现代”经典编辑家与典籍[9] - 第二板块涵盖以司马光、郑樵、马端临、解缙、张元济等为代表的“制度化”与“集大成”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9] - 第三板块聚焦以《鲁迅全集》《红旗歌谣》《孙犁文集》等为代表的近现代出版物及其编辑思想[9] 历史叙事特点：以“人”与“典”为核心 - 将抽象编辑史转化为具体人物活动史，突出如孔子“经世致用”的编辑自觉、刘向刘歆父子奠定图书分类基础、司马迁将编辑之“述”提升至“创”的高度[9] - 以典籍为核心呈现编辑逻辑，如《文选》的选文标准影响后世文学批评，《资治通鉴》的三步编纂流程标志史学编辑制度化，《四库全书》揭示编辑活动与皇权的复杂关系[10][11] - 关注出版物的工艺美学，探讨如《十竹斋笺谱》中“拱花”“饾版”等复杂印刷工艺，将编辑出版与视觉艺术、技术工艺相融合[11] 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 - 秉持“论从史出”，运用严谨史料与细节考证，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如展现张元济“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文化担当[12] - 对典籍编纂过程、体例特色与文献价值进行详细分析，如《永乐大典》的韵部编排原则与文献保存价值[12] - 娴熟运用版本学方法，如系统梳理《鲁迅全集》四个主要版本的编纂背景与差异，揭示文本重编是对“鲁迅形象”的重新塑造[13] 理论深度与价值探求 - 从历史叙述向理论思考过渡，开掘编辑出版者的人生追求、价值信念与文化担当，如孔子的编辑主张与张元济的文化理想[14] - 系统提炼编辑规律，不仅讲述“如何编”，更追问“为何编”与“编之意义”，如将萧统的选文标准提炼为美学原则，将郑樵的编录规则视为方法论突破[14] - 作为通史著作，其重心在于总结与传承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在叙事艺术性、理论深度与批判性阐释方面尚有提升空间[15]

文章核心观点 - 历史学家王笛通过其微观史研究，倡导关注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与意义，并强调历史是由偶然事件构成，而非遵循既定规律 [14][24][29] - 王笛近期出版两部重要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简体字版和近900页的《中国记事（1912—1928）》 [2][22][34] - 王笛认为历史写作应基于真实史料，并借鉴非虚构写作手法，让历史记录更加鲜活，同时鼓励公众参与记录以保存时代记忆 [32][36][48][49] 王笛的学术研究与方法 - 研究重点从早期《跨出封闭的世界》的宏观区域史转向以茶馆、袍哥等为主题的微观史，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3][14][16] - 研究方法强调使用新资料，如未被使用过的中外记者报道、日记、回忆录和文学作品，以提供多视角的历史叙述 [32][34] - 历史写作坚持非虚构原则，所有故事和观点均有出处和材料证明，避免虚构，并在必要时说明史料局限 [36][38][41] 对历史规律的看法 - 提出“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的观点，反对历史阶段论、决定论和周期率等试图从历史中提取规律的理论 [5][24][29] - 认为寻找历史规律是后见之明，无法预测未来，并指出过分相信规律会使人停止独立思考和探索 [24][26][29] - 强调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对错误进行反思，而非为执政者提供经验教训 [26][27] 微观史的意义与挑战 - 微观史是对传统宏观史和帝王史的反思与补充，旨在为占总人口99.99%的普通人群体在历史上留下位置 [14][18][21] - 研究面临挑战包括史料稀缺、公众对普通人的历史意义缺乏兴趣以及阅读习惯倾向于大历史 [16][18][20] - 尽管挑战存在，但《茶馆》《袍哥》等著作的出版显示公众对普通人历史的兴趣正在增长 [21] 历史记录与写作 - 强调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对保存历史的重要作用，认为其比官方正史更能真实记录时代 [44][45] - 在历史写作中允许合理想象，但必须明确告知读者想象部分，以区别于事实记录 [40][42] - 指出数字化时代历史资料易消失的风险，呼吁通过法规保护数据资料，并鼓励个人坚持记录以保存历史 [46][47][48][49]

文章核心观点 - 经史传统被确立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地基，旨在通过回归中华文明固有的思想框架，实现研究范式的重建，以更通达地理解中国文明所认知的世界真实 [6][12] - 该传统强调在历史变化的绝对性中把握恒常之道，其核心是“经”与“史”的互动关系，即“六经皆史”与“史即新经”，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运作逻辑 [13][14][15] - 经史传统不仅是学科研究的地基，更是一种方法论和道路，包含实事求是的精神，能够引导未来历史发展并实现自我更新 [17][18] 经史传统的价值与意义 - 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找回理解自我的框架，弥补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有时过于外在、拘定，难以处理框架之外问题的缺陷 [6][7] - 二是增强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解释力，强调中华文明在变化的绝对性中探讨价值，与西方哲学强调限制从变化中获取知识的立场形成根本差异 [6][13] 经史传统的内涵与关系 - “经”源于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如《尚书·尧典》），是历史经验的原理性总结，而非主观设定；“史”记录人事世界的变化，并具有范导后世的“新经”作用 [14] - “经”与“史”构成持续互动的关系，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相互质询，形成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主动性根源 [15][17] - 经史传统包含三重内涵：经部与史部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在变化整体中把握变化之道的文明逻辑、实事求是的精神 [17] 经史传统的方法论与应用 - 该方法论体现为道器、体用、理气、理事、知行等关系，以及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在变化的“实事”中“求是”的实际哲学态度 [17] - 应用经史传统进行研究时，需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把握价值原理的生成机制，同时以时代问题为校准，让哲学史参与当代议题讨论，避免外在于历史的态度 [18]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学术意义 - 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刻石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秦代刻石，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 [3] - 该发现因涉及“昆仑”概念而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和遐想 [3] - 历史学者李开元的新作《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为理解此刻石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新视角 [3] 战国至秦代的地理观念演变 - 战国时代形成《禹贡》小九州地理观，将中国划分为九州，范围局限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 [4] - 邹衍提出大九州学说，认为天下共八十一大州，中国只是其中之一，称为赤县神州 [4] - 秦统一后形成“独国世界地理观”，认为秦王朝是天地间唯一国家，统治了全世界 [5][7] - 秦人地理边界西至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与秦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地域相对应 [5] 秦王朝宇宙观的核心特征 - 秦王朝拒绝邹衍大九州说和《山海经》观念，回归《禹贡》小九州说 [6] - 秦刻石文中将“四极”“天下”与“宇县”并举，宇县即指神州赤县 [6] - 秦完全否认《禹贡》的五服秩序观念，认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7] - 秦对无法实行郡县统治的地区采取修建长城、不承认不往来的自闭方式 [9] 秦汉治理体系的对比分析 - 秦朝实行单一郡县制，对百越和匈奴地区实行军事征服后建立直接统治 [9] - 汉朝创建册封体制，通过称号、印玺授予与周边国家建立宗主国与从属国关系 [8] - 册封体制在亚洲东部形成超国家的“东亚世界”和“中国文化圈”政治文化势力圈 [8] - 与汉朝多层次治理体系相比，秦朝单一郡县制使其对更广阔地域失去应对能力 [9] 秦王朝的历史观及其影响 - 邹衍提出五德终始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王朝循环过程，遵循五行相克原理 [10] - 秦王朝制定皇帝称号，认为皇帝超越三皇五帝，是统治天上、地下和人间的绝对神王 [11] - 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宣称“朕为始皇帝”，王朝将“传之无穷”，形成历史终焉观 [12] - 这种认为历史循环已经终结的盲目自信自大，被视为加速秦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13]

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 - 1944年敦煌佛爷庙湾墓葬群发掘出魏晋彩绘花砖 壁画砖经拆除编号后转移至莫高窟保存 [1]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配合机场工程清理六百余座西晋至唐代古墓 其中6座西晋壁画砖墓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并开放为景区 [2] - 墓葬群呈现古今交织景象 古墓以砂石堆砌 新墓以红砖垒筑 延续聚族而葬传统 [3] 墓葬结构与艺术特征 - M39墓照墙采用青砖砌筑仿木构斗拱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分列两侧 中间为西王母像 [7][8] - 照墙分层绘制麒麟 凤 河图洛书等祥瑞图案 并配有榜题说明 [9][10][11] - 墓室面积约十余平米 设供台与象征"东厨西厕"的耳室 北耳室置陶器灶台 南耳室开洞代表厕所 [13] 画像砖题材与文化内涵 - "李广射虎"画像砖反映西晋动荡时期对英雄镇墓的祈愿 [11] - 河精力士像体现汉魏谶纬信仰中天神使者的地位 [12] - 农耕 畜牧 家居生活类画像砖展现古代敦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14][15][16] 文物实证与历史经济 - 汉代戍卒通过"行道贳卖衣财物"形成边境贸易市场 齐地纨素与蜀地漆器流通于敦煌 [21] - 敦煌郡为唐代皇室贡品棋子产地 《通典》记载年贡二十具 1980年寿昌城遗址出土66枚花岗岩玉石棋子 [32] - 西域波斯文钱币与中原五铢钱 开元通宝并行流通 印证胡商在敦煌的经营规模 [34] 文化交流与物质生活 - 胡人牵驼花砖与翻领红袍陶俑反映丝绸之路贸易繁荣与服饰文化融合 [27][28][29] - 敦煌出土汉代历书包含干支 节气与建除术择日体系 体现日常生活的仪式性 [24] - 汉代皮底毡面鞋尺寸达27厘米（43码） 陶鼎双鱼纹饰展现饮食器皿的审美意趣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