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中的梗阻 - 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至1997年以来新低，2024年最终消费贡献率仅44.5%，为2007年以来最低（剔除2020年）[2][6] - 外需依赖加剧，202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达30.3%，创1997年以来新高[2][6] - 房地产贷款呈现三阶段特征：疫前高增（2015-2019年新增25.7万亿）、疫中降速（2020-2022年新增8.4万亿）、疫后收缩（2023-2024年净减少3600亿），房贷利率与销售脱钩[2][7] - 财政收入面临双重压力：土地出让收入2021-2024年下降41.6%，高税负行业（前五大贡献77.4%税收）增速放缓[8][9] 财政纾解路径 - 2025年名义GDP增速假设下调至4.9%（2024年为7.4%），税收目标科学性提升[3][15] - 财政四本账支出增速预计达8.7%，五年来首次超越名义GDP增速，收支缺口占GDP比例从6.5%提升至8.8%[3][17][18] -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测随房地产回暖或接近0.1%增速目标[3][16] - 财政机制创新采取"前瞻部署+弹性空间"策略，预留政策储备工具[4][19] 传导链重塑与消费驱动 - 基建投资收益率持续为负（水利环境等三大行业2014-2015年起转负），倒逼财政转向消费驱动[4][21] - 耐用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著，2024年9-12月限额以上商品零售同比增速较1-8月提高1.6个百分点，2025年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4][22] - 服务消费存在1993元人均缺口，预算草案侧重支持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4][23] - 政府对居民经常性转移占GDP比例6.9%（2022年），低于美欧日韩（15.9%-22.8%），2025年预算强化民生保障[5][24] 财政收支结构 - 税收行业集中度高：前五大行业（制造业、批发零售等）贡献77.4%税收，但增速与PPI、房地产等挂钩[9][10] -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度2022-2024年持续低于100%（79%-90.5%），显著低于2015-2021年水平[11] - 基建投资占GDP比重17.7%（含国企），显著高于美欧日韩（政府投资占比2.2%-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