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在适合组建重装步兵的地方，可以建立一种（形式更加宽泛的）寡头制（因为重装步兵更容易在富人而 不是穷人中组建）。那么依靠轻步兵和海军的地方，则完全适合民主制。 地米斯托克利长期支持海军力量发展。海军由那些没有土地、最贫穷的雅典人和他们操纵的桨帆船组 成。地米斯托克利因此获得了平民强有力的支持，却不被贵族信任。 相反，客蒙十分富有，这使他成为骑兵贵族小团体的成员。对于客蒙所属的阶层而言，在可选择的情况 下，他们通常更倾向于支持陆战。因为当时军事作战的主流形式，与城邦政治权力的分配之间，存在着 极为紧密的关联。但客蒙却清醒地认识到，雅典当下的唯一生机，在于发动一场海战。于是，他召集了 一群同伴，穿过城邦，登上雅典卫城。在那里，他将自己坐骑的缰绳献给雅典娜——这一举动象征着， 在此危急时刻，城邦需要的不再是骑兵，而是水手与海军士兵。 希波战争后的数年里，客蒙在建立城邦间关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公元前479年波斯军队的撤退并 非整场战争的终结。波斯帝国虽遭遇挫败，但并没有被摧毁，依然能集结军队卷土重来。小亚细亚及其 附近的希腊城邦亟待解放，而其他已经自由的城邦仍须防守。希腊人意欲向波斯人讨还血债 ...

伯里克利与客蒙的政治背景 - 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63年31岁时在政坛首次亮相，策略是等待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退出舞台、客蒙在外作战的时机[2] - 古代雅典政治生态以杰出人物为核心形成支持者团体，公民大会约6000人参与，卓越修辞能力至关重要[2] - 客蒙在伯里克利登场时已是雅典重要人物逾十年，凭借政治才能、阐释问题能力以及通过联姻联结三个最高贵家族打造强大政治联盟[2] 军事力量与社会政治结构关联 - 不同军种选择产生社会政治后果，亚里士多德指出重装步兵适合寡头制，轻步兵和海军适合民主制[3] - 地米斯托克利支持海军发展，海军由无土地最贫穷雅典人组成，因此获得平民支持但不被贵族信任[3] - 客蒙所属富裕阶层通常支持陆战，但在波斯入侵危机时清醒认识到雅典唯一生机在于海战，通过献缰绳象征性举动表明需要水手与海军士兵[4] 希波战争后雅典领导地位确立 - 公元前479年波斯撤退后战争未终结，斯巴达人因严苛傲慢与希腊盟邦产生隔阂[5] - 雅典将领阿里斯泰德和客蒙因行事得体温和赢得盟邦信任，希腊城邦要求雅典接替斯巴达领导反波斯战争[5] - 斯巴达专注于伯罗奔尼撒本土事务放弃领导权，公元前478-477年冬季希腊联军在提洛岛组建永久攻守同盟，各成员国一票但雅典领导地位明确确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