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政府于2025年8月发布名为“保障所有美国人公平银行服务”的行政命令，禁止银行基于政治、宗教或合法商业从属关系拒绝服务，并从监管框架中移除“声誉风险”概念，这标志着金融机构评估客户方式的潜在转折点 [4] - 该行政命令及OCC和FDIC随后提出的规则，对金融科技公司在执法、诉讼风险和运营策略方面产生广泛影响 [4] - 新规要求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决策必须基于客观、可量化的风险因素，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一致性和可辩护性要求 [5][23] 监管环境变化 - 监管机构评估客户准入和退出决策的方式发生最直接变化，银行不能再依赖模糊的声誉担忧，而必须将终止关系与有文件记录的、可量化的风险因素（如欺诈、反洗钱违规）挂钩 [5] - OCC和FDIC的拟议规则将禁止检查人员引用“声誉风险”向银行施压，要求其仅因争议而放弃客户，每一个退出决策现在都需要客观证据 [6] - OCC已声明银行遵守公平准入原则将影响其牌照和并购申请，这逆转了先前的激励措施 [8] - 新规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企业敞开大门，监管机构仍将对欺诈、制裁风险或合规漏洞的证据采取行动，公平准入要求银行一致地应用标准，而非不计风险地为所有合法企业服务 [9] 法律与诉讼风险 - 行政命令为金融科技公司及其客户挑战账户关闭提供了更强的法律依据，诉讼可能援引消费者保护法规、不公平商业行为指控，甚至涉及意识形态或宗教时的《平等信贷机会法》等歧视法律 [10] - 被银行终止服务的政治非营利组织或枪支相关支付平台可能主张终止行为违反了监管框架的意图，此类主张可能在法庭上获得支持 [11] - 金融科技公司可能间接卷入法律纠纷，若银行因非法去银行化被调查，其金融科技合作伙伴可能被要求提供记录以解释客户终止或准入标准 [12] - 州层面的执法增加了另一层风险，包括佛罗里达州和田纳西州在内的数个州已通过法律要求为特定行业提供金融服务，在这些司法管辖区运营的金融科技公司若排除合法但有争议的群体，可能面临民事处罚或州检察长诉讼 [13] 运营与合规要求 - 对金融科技公司最持久的影响可能是运营方面的，合规预期正迅速提高，银行将其内部监督标准延伸至第三方金融科技合作伙伴 [15] - 银行正在收紧客户准入和账户关闭的程序，并期望其金融科技合作伙伴采取同样做法，金融科技公司现在必须详细记录客户决策、为服务拒绝提供清晰理由，并确保内部政策是客观且基于风险的 [15] - 在高风险领域，审查更为严格，加密货币交易所必须展示反洗钱协议和钱包筛查，小额贷款机构需要证明其承销标准和贷款结构，政治捐款平台必须确保其筛查实践是一致的且非选择性应用 [16] - 自动化技术也受到严格审查，机器学习和风险评分模型必须是可解释、可审计且无意外偏见的，监管机构和银行合作伙伴期望算法影响客户资格或终止决策的过程是透明的 [17] - 银行正在修订合同，加入要求金融科技公司报告政策变更、配合调查并接受审计的条款，这些要求增加了合规成本，并需要加大对法律、风险和技术职能的投资 [18] 潜在机遇与行业影响 - 先前因声誉问题被回避的金融科技公司，只要维持强有力的控制措施，可能会发现银行更愿意与之合作，例如管理良好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可能能够重新获得或扩大对核心银行基础设施的访问 [19] - 政策环境推动金融科技公司提升其合规成熟度，这可能带来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客户信心，银行方面则获得了更清晰的框架来管理有争议的关系，而不会因政治看法受到惩罚 [20] - 行业观察人士警告，最初对去银行化的担忧可能被夸大，许多账户关闭源于合法的商业问题，若规则向另一个方向摆动过度，监管机构可能会发现更难在金融或声誉损害发生前进行干预 [22]

监管政策动向 -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计划下周公布提案 明确禁止银行审查员以政治、社会、文化或宗教理由强迫银行关闭客户账户 [1][2] - 提案将聚焦于政府的监管权力 银行无需因此承担任何额外负担 [2] -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将于下周投票提议一项措施 禁止使用声誉风险作为监管依据 [3] 行业实践与争议 - 所谓“去银行化”行为是指剥夺某些个人和企业银行服务的做法 特朗普总统曾多次批评该行为并指责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4] - 消费者权益倡导者认为缺乏证据表明该问题普遍存在 但批评者指出部分银行审查员曾迫使银行与政治敏感客户断绝业务往来 即使这些客户未对银行安全稳健构成风险 [5] - 近期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向大型银行询问是否基于政治或宗教理由关闭客户账户或拒绝服务 货币监理署也要求其监管的最大型银行提供已关闭客户账户的信息 [6] 行政指令背景 - 总统于8月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取缔该做法并指令监管机构从指导中删除声誉风险标准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