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 报告未明确给出如“买入”、“增持”等传统的投资评级 而是从发展挑战和政策建议的角度 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 其核心是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正规化和繁荣 [7][12][20] 报告的核心观点 - 印度尼西亚面临严峻的非正规经济挑战 其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程度远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 这已成为实现“2045年黄金印度尼西亚”繁荣愿景的关键障碍 [7][8][26] - 非正规就业是普遍现象 大多数工人缺乏合同、社会保障和法定福利 收入更低且波动性更大 同时 经济由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主导 这些企业普遍未注册 与正规经济联系薄弱 限制了生产率的提升 [13][28][54][63] - 异常紧张的财政约束（税收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7%降至2024年的10.2%）导致社会保障体系资金不足 进而引发对扭曲性劳动力法规的过度依赖 这些法规（如极高的最低工资、解雇补偿金等）推高了正规用工成本 反而将大多数工人排除在正规就业之外 [15][17][106][115] - 数字化变革在创造更高薪酬、更正规的工作机会方面展现出积极潜力 尤其惠及青年和女性 但数字鸿沟和某些监管措施限制了其潜力的充分发挥 [13][22][46][91] - 为打破非正规化陷阱 报告提出三大政策优先事项：1) 扩大社会保障以减少对扭曲性劳动力法规的依赖；2) 利用信贷计划促进企业注册和生产率增长；3) 拥抱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正规化效益 [20][21][22]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第一章：印度尼西亚日益严重的非正规化程度超过其同类国家 非正规工作是常态而非例外 - 印度尼西亚劳动力市场的正规程度在东亚太平洋地区显著偏低 农业（94%为非正规）和服务业是两大非正规部门 [28] - 就业非正规是一个谱系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SDG指标 2023年非正规就业率达到81.2% 若纳入所有法定就业条件（书面合同、法定福利、达到最低工资等） 则完全正规的劳动力比例仅为9% [29][31] - 非正规工人收入更低且更不稳定 2023年8月 自雇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为180万印尼盾 比受雇员工低40.5% 其工作时间和家庭收入的波动性也显著更高 [39] - 大多数印尼人缺乏养老金或退休储蓄 导致老年非正规工作加速 在6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人中 仅有2.8%拥有正规合同 [42] 非正规企业缺乏正规化的知识和动力 - 印度尼西亚经济由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主导 占企业总数的99%和GDP的60% 但大型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2023年约为每百万人30家 [54] - 绝大多数微型和小型企业未正式注册 2023年WEHS调查显示仅有7%注册 仅3%的MSME所有者缴纳任何税款 [56] - 许多企业家对官方注册流程不了解或认为收益有限 尽管注册流程（通过OSS系统）对微型企业免费且便捷 但54%的非正规家庭企业主认为注册不值得付出努力 且普遍存在对费用和要求的误解 [65][68] - 非正规企业规模更小、更年轻 平均雇佣1.45人 平均运营11年 而小型正规企业平均雇佣6.77人 运营约16年 [61][72] - 数字化对微型企业具有变革性潜力 使用互联网工作的微型企业拥有NIB注册的可能性是其他企业的2.26倍 市场范围也更广 但整体数字化采用率仍然很低 [87] 异常的财政约束限制了执法能力 - 印度尼西亚税收占GDP比率异常低下 2022年仅为10.4% 而东亚太平洋地区典型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该比率接近20% [15][94] - 有限的财政收入导致社会保障覆盖不足 并形成非正规化陷阱的恶性循环 [95] - 增值税登记门槛高达48亿印尼盾 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近六倍 这显著缩小了税基 目前只有0.3%的小型企业缴纳增值税 [99] 资金不足的安全网引发对扭曲性劳动力法规的过度依赖 - 低水平的公共融资导致社会保障覆盖率远低于地区及同收入水平国家 例如 印尼的养老金覆盖率不到区域内其他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 [106][107] - 为弥补社会保障不足 劳动力法规低效地复制了类似功能 导致合规成本高昂 将正规雇佣成本提高了一倍以上 形成了强大的非正规化激励 [115] - 完全遵守劳动法规的成本不仅国际标准高 且在2010年至2023年间增长了194% 远超同期工人人均产出147%的增幅 [118] 印度尼西亚的最低工资位居世界最高行列 - 与典型全职工人的劳动收入相比 印度尼西亚的最低工资率位居世界最高之列 2022年卡茨指数（最低工资与中位工资之比）为124% 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55%）的两倍多 [120][123] - 随着工资底线的提高 收入至少达到最低工资的工人比例迅速下降 从2010年的53%降至2023年的不到20% [126] - 激进的最低工资上调改变了最低工资收入者的构成 使其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密集和高生产率行业的工人 政策变得更具排他性 [129] 解雇补偿金和长期服务金政策在纸面上慷慨但实践中很少执行 - 印尼法律规定的解雇补偿金和长期服务金支付标准是全球最高之一 退休时最高可达26个月的最终工资 但实践中合规率很低 根据WEHS调查 只有10.8%的员工期望在离职时获得此类补偿 [134] - 2021年引入的失业保险计划尚未取代解雇补偿金和长期服务金的功能 反而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137] - 当前多重重叠的体系（解雇补偿金、长期服务金、老年储蓄、养老金、失业保险）是不可持续的 并产生了反常的激励 [141] 法律保障慷慨的产假福利 但强制雇主全额资助反而反常地激励了对女性的歧视 - 印尼法律强制规定至少三个月的带薪产假 工资由雇主全额承担 这种雇主责任模型造成了显著的劳动力市场扭曲 抑制了企业正式雇佣育龄女性的意愿 [143] - 证据表明 当前的设计加剧了女性的就业非正规化 印尼工作年龄女性拥有正规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低约75% [146] 银行和金融服务是私营部门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但未发挥其潜力 - 印度尼西亚的银行生态系统是私营部门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但在发挥其全部正规化潜力方面表现不佳 [148] - 信贷获取在平滑波动性方面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但信贷供应限制继续制约着正规部门的增长 且当前的中小微企业借款计划为非正规化提供的途径有限 [19] 第二章：摆脱非正规化政策陷阱 优先事项1：扩大社会保障以减少对扭曲性劳动力法规的过度依赖 - 政策应通过投资社会保障、获取资本、技能发展和保护来提升正规化的价值 使雇主和雇员共同受益 而非依赖零和博弈的法规 [20] - 改革最低工资政策是当务之急 但需谨慎纠正扭曲 同时 应改革未预先筹资的解雇补偿金模型 将其功能整合到现有的社会保障替代方案中 [20] 优先事项2：利用信贷计划促进注册和生产率增长同时建立对银行服务的信任 - 推广政府简化的注册服务并改进信贷、银行和欺诈保护服务 可以将非正规企业引入正规经济 [21] - 鼓励正规化的改革 以及为加入社会保障计划提供财政支持 可以降低过度负债的风险 提高企业韧性并提升企业生产率 [21] 优先事项3：拥抱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正规化效益 - 拥抱并加速正在进行的数字化转型将提高正规化和工作质量 数字和互联网支持的工作正在快速增长 且比印尼其他可比工作正规得多 [22] - 优先发展数字技能和互联互通可以创造更多高生产率的数字赋能工作 数字政府服务可以降低监管合规成本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