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高风险中小银行机构化险的历史教训与主要启示 - 全球93个国家爆发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 美国经历三次大规模银行倒闭潮[2] - 第一次倒闭潮(1929-1933年)期间美国约9500家中小银行停业或倒闭 政府最终通过提供流动性 放弃金本位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干预[2][3] - 第二次倒闭潮(1980-1994年)导致美国1600多家银行倒闭 其中35%-40%存在金融犯罪或欺诈 纳税人承担净损失1240亿美元(占当时GDP的2%) 司法部起诉1100名高管[4][5][6] - 第三次倒闭潮(2008-2013年)导致25家银行倒闭 包括华盛顿互惠银行(美国史上最大单家银行破产) 美国政府实施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美联储购买超1.7万亿美元证券[7] - 硅谷银行倒闭(2023年)因资产负债错配 48小时内流失存款超400亿美元(占总额25%) 引发签名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等区域性银行连环危机[10][11][12] - 国际经验表明: 政府需及时介入风险处置 对高风险机构应市场化出清而非放松监管 需区分流动性风险与财务风险 保护储户利益为核心原则[3][6][9][13] 我国中小银行化险的历史经验及其约束条件 - 化险经历三阶段: 治理金融三乱阶段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等机构 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 信托公司从1000家缩减至近60家[14] - 深化改革阶段通过"一行一策"处置高风险城商行 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 采用监管激励措施[16] - 风险攻坚战阶段(2018年至今)已注销近200家中小银行 对包商银行采用"新设银行收购+破产清算"方案[17][18] - 当前高风险银行资产占比仅1.78% 但化险进入"啃硬骨头"阶段 需防范同质性风险传导(如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导致存款向大行迁移)[19][20] - 需坚持市场化原则与灵活性结合 明确各方责任边界 将金融反腐融入公司治理 严肃追责问题机构及相关责任人[21][22] 当前环境形势及策略路径 - 银行业利差收窄导致"以时间换空间"策略约束增强 需实施精准拆弹实现风险实质性出清[19] - 需评估同质化引起的风险共振可能性 对近万亿规模银行化险需严防金融市场震荡[21] - 金融稳定法立法推进中 将明确股东 债权人 地方政府等各方责任 建立风险隔离机制[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