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出版 -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主编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一辑于2025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共包括五种著作 [1] - 该丛书旨在反映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敦煌学为主，兼收吐鲁番、于阗、龟兹、石窟寺及丝绸之路研究，强调占据学术高地并开拓新视野与方法 [1] - 丛书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并积极吸收海外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 [1] - 2026年春节期间，《上海书评》推出“敦煌学五人谈”专题，采访了本套丛书的五位作者 [1] 《妙相熙融：佛教美术与石窟艺术的历史背屏》著作信息 - 《妙相熙融：佛教美术与石窟艺术的历史背屏》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刘屹教授所著，于2025年8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2][4] - 该书共356页，定价168.00元，收录佛教造像、石窟等图片近五十幅，以图像为切入点研究佛教艺术与思想的历史脉络 [2][4] 犍陀罗佛教衰落原因新解 - 研究提出犍陀罗佛教与艺术的衰落主因并非传统的“嚈哒灭佛”，而是经济崩盘、人才流失、竞争失利和自然灾害等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6] - 意大利考古学者发现，在公元550到700年间，斯瓦特地区（属大犍陀罗地区）出现考古“间隔期”，推测与“小冰期”导致气候异常、农业歉收、经济下滑及人口流失有关 [7] - 汉文史料记载，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僧人在六世纪中期集中离开犍陀罗地区入华，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经济下滑后，加速了佛教人才流向中国 [7] 犍陀罗高僧入华与“罽宾”地望问题 - 研究指出，学界对犍陀罗高僧主动入华关注不足，部分原因在于“罽宾”地望的学术难题，传统观点认为“罽宾”指克什米尔而非犍陀罗 [9] - 国外学者如日本桑山正進已意识到僧传中的“罽宾”应指犍陀罗，并关注到大批“罽宾僧”入华现象，但未深入探讨其对犍陀罗本地佛教传统的影响 [9] - 研究基于逻辑推理提出，佛教人才大量流失对犍陀罗佛教自身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此观点为首次提出，具体论证尚待完善 [9] 佛教艺术的“在地化”发展：从佛像到刻经 - 研究指出，佛教从恒河流域传到犍陀罗地区后发生了关键变化，如最早的佛像制造（公元一世纪）和佛经从口传到笔录的转变，很可能率先发生在犍陀罗 [11] - 这种变化是佛教在新地区面对新文化传统（如受大月氏和贵霜等具象化思维影响）时进行的“在地化”调适 [11] - 中国佛教发展出刻经传统，与印度佛教认为“法灭”时佛经不应留存的观念不同，例如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刻制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现残存1069字 [13] - 刻经事业与中国悠久的文字书写及金石镌刻传统相关，是中国佛教徒创制的一种积累功德的新方式，带有实用主义性质，是中国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产物 [13][14] 洛阳优填王像的起源新说 - 关于唐初洛阳地区优填王像的起源，以往学界多将其与武则天或上层政治意志挂钩，但研究提出新假说，认为其更可能是洛阳中下层信众的“自主创新” [14][15] - 这一推论基于优填王像传说对洛阳地区的特殊意义、造像艺术水准不高、形体塑造僵硬，以及捐造者和供养者多为较低阶层信众等因素 [15][17] - 研究承认此假说尚需结合龙门和巩县石窟的整体性及其他地方情况做综合判断，但提出新可能性本身是对问题思考的推动 [18] 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脉络 - 中国佛教美术并非“止于隋唐”，其概念伴随佛教信仰与美术品一直存在，隋唐以后佛教美术已成为“中国美术”的一部分，完成了“中国化”历程 [21] - 隋唐以后的中国佛教美术特点包括：成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主题、技法日益中国化；以及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佛教美术传统 [21][22] - 以唐代为界，前后期佛教美术在主题、风格、样式等方面存在较明显差异，这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前后期发展趋势大体相符 [22] 日本佛教美术研究传统与启示 - 日本佛教美术研究传统深厚，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精神下，日本学术界和佛教界积极研究欧亚大陆佛教，包括在中国境内及沿丝绸之路寻找佛教遗迹 [23] - 日本学者（部分为佛教信仰者）如常盤大定、大谷光瑞等，致力于对中国大陆、丝绸之路沿线及日本本土佛教美术品的研究，形成持久学术传统 [23] - 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学者有兴趣研究本国以外历史文化遗存，且国家有能力提供研究条件，这对人文学术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仍需努力全面掌握并超越已有研究 [23] 学术研究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 研究认为，学术研究与宗教信仰是两种完全不同且无需调和的立场，信仰者需要虔诚相信，研究者则需要不断质疑和推翻成见以推动知识进步 [24] - 学者按学术规范和理性思维进行研究，其结论有时与宗教信仰者看法相背属正常现象，双方应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在各自轨道上发展 [24] 跨学科与科技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 研究提及借助“贝叶斯模型和考古信息”提高了石窟测年精度，并指出树轮检测法在条件合适时可提供精准测年数据 [25][26] - 研究强调，对于石窟开凿年代等复杂问题，很难有“一锤定音”的结论，需综合各种研究方法（文献、文物风格分析、科技手段）寻找最优解 [26] - 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研究认为AI在处理大数据和材料较多的问题上比人脑有优势，但对于材料有限问题的分析和表述，目前仍可能不及成熟历史学家的思维 [27] 学术出版与图版质量 - 研究强调高质量图版对美术史和图像学研究至关重要，高清、大画幅图版具有文字描述无法比拟的优势 [28] - 《妙相熙融》一书配有约五十幅清晰、印刷质量好、画幅大的图片，这得益于浙江古籍出版社不计成本的支持，而图版数量与质量常受出版社成本考量制约 [28] - 研究提出，面向大众的美术史著作中插图的印刷质量与呈现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实力，当前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出版技艺相比三四十年前已有巨大进步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