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出版与学术定位 - 公司于2025年推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五种著作，由荣新江教授主编，旨在反映当代最新研究成果并开拓新的视野与方法 [1] - 该丛书以敦煌学研究为主，同时兼收吐鲁番、于阗、龟兹、石窟寺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强调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 [1] - 公司注重吸收海外学者成果并与国际敦煌学对话，以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丛书出版后于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媒体专题访谈五位作者进行阐释与推广 [1] 著作《从长安到高昌》核心内容 - 该著作由赵洋撰写，于2025年8月出版，全书384页，立足敦煌吐鲁番材料，自下而上审视唐代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传播之路 [2][4] - 研究从制度、礼俗、观念、宗教各方面呈现了敦煌吐鲁番地区独特的社会面貌，及其背后王权国家的运行体制，探讨了国家制度与礼俗如何跨越地理距离在边陲推行 [2] - 著作通过具体案例，如“黄巢之死”消息的传递，揭示了唐代不同时期信息传播效率的动态变化与区域局势对信息传递的深刻影响 [6][7] 唐代信息传播制度的运作与变迁 - 唐代国力强盛时，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传递主要依托馆驿系统，据《唐六典》记载，玄宗朝已形成“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的格局，官文书传递效率可观 [6] - 安史之乱后，信息传递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唐廷于大历十二年在长安设立进奏院，作为地方藩镇与中央的常驻沟通机构，标志着信息沟通渠道的重构 [7] - 西北地区在唐后期因区域局势复杂（如驿传体系未建、节度使矛盾、回鹘劫掠等），官方信息传递受阻，导致信息严重滞后与失真，如S.2589文书中关于黄巢死讯的错误记载 [7][8] 制度、文书与人的互动关系 - 制度是人为构建的国家框架，规制着文书的制作与传递流程，而文书既是制度的物质载体，也是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产物，二者动态交织并存在张力 [12] -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展现出极强的能动性，个体与群体或恪守或突破制度框架，或传抄或增删文本内容，进而推动地方社会的结构变迁与历史演进 [13] - 敦煌吐鲁番文献作为信息传播过程的产物，生动体现了制度、文书与“人”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动态互动的历史叙述框架，其中“人”占据主导地位 [12][13] 礼俗共享与文化认同塑造机制 - 唐代通过统一规定礼仪节日的举行时间、地点与方式，实现了长安与敦煌、吐鲁番在礼仪活动上的“时空同步”，这是“齐风俗”以塑造文化认同的关键路径 [13][14] - 国家实现“齐风俗”目标的核心机制包括：统一规定放假日期、颁布官方历日、在官学教授官方编定教材，以及推广中原编撰的书仪与类书作为有效补充 [14] - 这种礼俗的共享根植于国家制度的全面统一与有效落地，确保了中央与地方在实践层面的同步，从而强化了边陲社会对唐帝国的文化认同 [13] 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应用与特点 - 将区域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应用于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带来了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地方社会为核心场域）和研究议题的拓展（聚焦地方社会结构过程与地方性） [16][18] - 敦煌吐鲁番文献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最佳的“田野资料”，已有研究如“民生宗教社会史”范式、个人命运知识体系构建等，展示了该取径的洞见 [17] - 应用此范式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源于明清史与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方法内化为中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克服因史料数量、性质及时代差异带来的限制 [18] 敦煌吐鲁番作为区域社会的特点 - 该区域社会具有高度的开放包容性，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关键枢纽，融合了中外多元的时代印记，既有中原官文书典籍，也有西域胡人留下的文献遗存 [19] - 其地理位置为从“周边”视角理解“何为中国”提供了独特切入点，既受中原政治、经济与文化辐射，又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反向影响中原核心区域 [19] - 该区域社会宗教色彩浓郁，佛教、道教、摩尼教与祆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影响渗透社会各方面，形成了如“敦煌民生宗教”等重要地方社会特征 [20] 长安城门作为信息传播场域与非官方史料价值 - 长安开远门作为西行要道和丝绸之路的起始节点，是隋唐帝国向西域彰显实力、传递信息的重要场域，在历史记忆中被塑造为标志性纪念碑式建筑 [24][27][28] - “唐传奇”等笔记小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记述的国家制度、地理风貌、史事片段等内容能有效补充并印证正史记载的阙漏与细节，丰富历史内涵 [28][29] - 这类文学作品的写实笔触，尤其是对地理空间如开远门的描摹，沉淀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与社会观念，比正史的笼统记载更为鲜活可信 [29] 敦煌习字作为史料的特点与价值 - 习字作为一种史料，具有随意性、碎片化、内容宽泛性及重复性等特点，其抄写过程本身是古代知识与信息传播过程的直接反映与珍贵遗存 [29] - 习字内容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诸领域，其中包含其他典籍未载的珍贵信息，是理解古代知识传播过程与地方社会发展脉络的独特史料 [30] - 习字可被视为“半精英阶层”的产物，即习字者处于向精英阶层进阶的半途，这为了解古代知识传播与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30] 忠孝观念的传播与宗教文献的传播特点 - 忠孝观念在敦煌吐鲁番地区通过官方教育体系（官学、统一教材）、私人层面（家风门第、书仪传抄）及宗教层面（佛教疑伪经、经变画）等多种形式传播，影响深远 [35] - 宗教文献从长安到地方的传播，核心特点在于国家力量的投入（如官方佛藏、道藏的编撰传抄）与参与人群的广泛性（各阶层人群的层级与横向扩散） [36] - 私写本相比官写本更具实用性与地方特色，文字形态可能更潦草，并可能融入个人感悟或地域性内容，形成独特版本，且在中西文明交融地带，不同宗教文献的传抄需贴合当地实际进行翻译与适应 [36][37] 信息传播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唐代国家面貌 - 从信息传播视角看，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处于动态流变中，国家制度呈圈层式递进扩散至地方，构筑治理框架，同时地方社会保有独特地域底色并在特定条件下凸显本土力量 [37][38] - 唐代国家历史图景呈现出制度动态同步、文化多元包容的特征，官文书行政体制成熟，使国家制度与配套礼仪、意识形态能同步辐射全国，维系稳定 [39] - 唐代是多元包容的国度，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中外文明多层次交流，两京主流知识与文化扩散至地方，地方特色文化也能反馈至中央，相互影响 [39] - 宗教信仰对唐代国家历史面貌影响深远，佛教与道教曾跻身国教之列，其传播既维系中央统治合法性，也在地方社会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如社邑等组织 [40] 新时代敦煌学的“新”内涵 - “新”体现在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图版与定名的“翻新”，包括全彩收录刊布模糊或未公开的文献，以及修订早期受认知限制的定性判定，为学科发展筑牢文献根基 [42] - 学术重心需从文献整理转向历史阐释的“翻新”，实现从“文本中心”到“过程中心”的转向，关注文献背后动态的历史生成与演进，并以长时段视野洞察各类“流动”机制 [43] - AI技术与数据库的广泛应用是新时代的生动体现，能在文献缀合、定名与搜检等方面取得突破，减少重复劳动，未来在数以万计的文献数据处理中潜力巨大 [44] - 所有“翻新”必须扎根于前人坚实的学术积累之上，如《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出版和《吐鲁番学大辞典》的编纂，标志着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新阶段的根基 [44]

《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出版项目 - 该丛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25年推出第一辑，共包括五种著作，涵盖佛教美术、占验信仰、绿洲经济、书写文化及信息传播等多个领域 [1] - 丛书主编荣新江教授指出，该丛书旨在反映当代最新研究成果，占据敦煌学研究高地，并开拓新的视野与方法 [1] - 丛书强调学科交叉性，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并注重吸收海外研究成果以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 [1] - 2026年春节期间，《上海书评》推出了针对该丛书五位作者的专题访谈“春风终度玉门关：敦煌学五人谈” [1] 著作《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核心内容 - 该书由游自勇教授撰写，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25年8月出版，全书共356页，定价128.00元 [2][3] - 本书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时期占卜与信仰的关系，探讨了占卜实践、信仰世界与知识传承 [2] -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先秦至南北朝的冥讼源流、现实与冥界的关系，以及中古时期文本与知识的传播流变 [2][19] 中古占卜文献的性质与使用 - 驱邪辟鬼类实用工具书（如《白泽图》）并非大众读物，而是由极少数专业人士掌握，或在官方渠道流传 [5] - 这类书籍用于备查，以明确作祟精怪种类并找到相应厌禳之术，百姓有需求需寻求占卜世家帮助 [5][6] - 唐代中央及州郡官府中会备有《瑞应图》等书，以便出现祥瑞时核验，这是明确的制度规定 [5] 古代民间信仰的特点 - 信仰具有芜杂性，体现泛神论思想，认为“人外”世界充满神怪，《白泽精怪图》列有近两百种精怪，《白泽图》有几百种 [8] - 信仰具有地方性，不同地域因环境和生存策略不同，其信仰对象和方式存在差异，神怪专书需根据地方精怪调整 [8] - 信仰具有利己性，民众趋吉避凶的观念反映了把握命运的愿望，了解神怪及驱除之法最终是为了现世幸福 [8] 神怪专书在隋唐后衰落的原因 - 时代背景变化：晚唐后疑古思潮兴起，宋代理性主义占主流，社会从“神文时代”走向“人文时代”，神秘性知识被摒弃 [10] - 知识结构变化：占卜书出现综合趋势，神怪内容被吸收；具注历日（老黄历）流行并吸收了神怪知识，更方便使用；宋代后日用类书将占卜知识纳入不同类目 [10] - 知识呈现形式改变：宋以后神怪视觉化形式（如壁画、画像砖）萎缩，佛道神祇降伏神怪，官方禁绝淫祀，刻本更多倾向市民题材 [10] 冥讼观念与幽冥世界管理机构 - 幽冥世界管理机构的形成与发展，其动力在于仿照阳间世界官僚体制的发展 [12] - 早期幽冥世界观念模糊，秦汉发展出泰山、蒿里观念，地下世界建构仿照东汉官僚机构 [12] - 晚唐五代形成十殿阎罗系统，敦煌文献保存了完整的《十王经》及精美图像，冥讼观念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12]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的研究价值 - 传世占卜文献多涉及王朝兴亡、帝王将相祸福，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距甚远 [14] - 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占卜文献多数围绕民众福祉及日常生活展开，更能反映社会的一般思想和信仰实态 [14] - 研究占卜文献除了讨论技术，更重要的是探究背后反映的古人的思维方式及其信仰世界 [13][14] 敦煌地区的知识水平与识字率 - 敦煌学童习字教材包括《千字文》《上大夫》等，“史大奈碑”推测是归义军时期寺学教育中使用的高阶教材 [16] - 一名学有所成的学郎知识结构相对合理，实操能力不差，其水平虽低于长安、洛阳，但应能保持在全国平均线上 [16] -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曾估计敦煌民众识字率为百分之十，而僧团识字率估计僧人达百分之五十，尼众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16] 著作的研究定位与目标 - 该书研究定位为“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信仰”，旨在跳脱科学与迷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古人的信仰世界 [18][20] - 历史学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献文物还原时代场景，深入古人内心，感悟其日常所思所想，揭示民众日常生活的逻辑 [20] - 占验之术深刻参与并塑造了中古社会的运行规则、民众行为模式和精神信仰结构 [20]

《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出版 -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主编的《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一辑于2025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共包括五种著作 [1] - 该丛书旨在反映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敦煌学为主，兼收吐鲁番、于阗、龟兹、石窟寺及丝绸之路研究，强调占据学术高地并开拓新视野与方法 [1] - 丛书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并积极吸收海外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 [1] - 2026年春节期间，《上海书评》推出“敦煌学五人谈”专题，采访了本套丛书的五位作者 [1] 《妙相熙融：佛教美术与石窟艺术的历史背屏》著作信息 - 《妙相熙融：佛教美术与石窟艺术的历史背屏》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刘屹教授所著，于2025年8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2][4] - 该书共356页，定价168.00元，收录佛教造像、石窟等图片近五十幅，以图像为切入点研究佛教艺术与思想的历史脉络 [2][4] 犍陀罗佛教衰落原因新解 - 研究提出犍陀罗佛教与艺术的衰落主因并非传统的“嚈哒灭佛”，而是经济崩盘、人才流失、竞争失利和自然灾害等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6] - 意大利考古学者发现，在公元550到700年间，斯瓦特地区（属大犍陀罗地区）出现考古“间隔期”，推测与“小冰期”导致气候异常、农业歉收、经济下滑及人口流失有关 [7] - 汉文史料记载，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僧人在六世纪中期集中离开犍陀罗地区入华，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经济下滑后，加速了佛教人才流向中国 [7] 犍陀罗高僧入华与“罽宾”地望问题 - 研究指出，学界对犍陀罗高僧主动入华关注不足，部分原因在于“罽宾”地望的学术难题，传统观点认为“罽宾”指克什米尔而非犍陀罗 [9] - 国外学者如日本桑山正進已意识到僧传中的“罽宾”应指犍陀罗，并关注到大批“罽宾僧”入华现象，但未深入探讨其对犍陀罗本地佛教传统的影响 [9] - 研究基于逻辑推理提出，佛教人才大量流失对犍陀罗佛教自身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此观点为首次提出，具体论证尚待完善 [9] 佛教艺术的“在地化”发展：从佛像到刻经 - 研究指出，佛教从恒河流域传到犍陀罗地区后发生了关键变化，如最早的佛像制造（公元一世纪）和佛经从口传到笔录的转变，很可能率先发生在犍陀罗 [11] - 这种变化是佛教在新地区面对新文化传统（如受大月氏和贵霜等具象化思维影响）时进行的“在地化”调适 [11] - 中国佛教发展出刻经传统，与印度佛教认为“法灭”时佛经不应留存的观念不同，例如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刻制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现残存1069字 [13] - 刻经事业与中国悠久的文字书写及金石镌刻传统相关，是中国佛教徒创制的一种积累功德的新方式，带有实用主义性质，是中国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产物 [13][14] 洛阳优填王像的起源新说 - 关于唐初洛阳地区优填王像的起源，以往学界多将其与武则天或上层政治意志挂钩，但研究提出新假说，认为其更可能是洛阳中下层信众的“自主创新” [14][15] - 这一推论基于优填王像传说对洛阳地区的特殊意义、造像艺术水准不高、形体塑造僵硬，以及捐造者和供养者多为较低阶层信众等因素 [15][17] - 研究承认此假说尚需结合龙门和巩县石窟的整体性及其他地方情况做综合判断，但提出新可能性本身是对问题思考的推动 [18] 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脉络 - 中国佛教美术并非“止于隋唐”，其概念伴随佛教信仰与美术品一直存在，隋唐以后佛教美术已成为“中国美术”的一部分，完成了“中国化”历程 [21] - 隋唐以后的中国佛教美术特点包括：成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主题、技法日益中国化；以及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佛教美术传统 [21][22] - 以唐代为界，前后期佛教美术在主题、风格、样式等方面存在较明显差异，这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前后期发展趋势大体相符 [22] 日本佛教美术研究传统与启示 - 日本佛教美术研究传统深厚，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精神下，日本学术界和佛教界积极研究欧亚大陆佛教，包括在中国境内及沿丝绸之路寻找佛教遗迹 [23] - 日本学者（部分为佛教信仰者）如常盤大定、大谷光瑞等，致力于对中国大陆、丝绸之路沿线及日本本土佛教美术品的研究，形成持久学术传统 [23] - 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学者有兴趣研究本国以外历史文化遗存，且国家有能力提供研究条件，这对人文学术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在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仍需努力全面掌握并超越已有研究 [23] 学术研究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 研究认为，学术研究与宗教信仰是两种完全不同且无需调和的立场，信仰者需要虔诚相信，研究者则需要不断质疑和推翻成见以推动知识进步 [24] - 学者按学术规范和理性思维进行研究，其结论有时与宗教信仰者看法相背属正常现象，双方应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在各自轨道上发展 [24] 跨学科与科技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 研究提及借助“贝叶斯模型和考古信息”提高了石窟测年精度，并指出树轮检测法在条件合适时可提供精准测年数据 [25][26] - 研究强调，对于石窟开凿年代等复杂问题，很难有“一锤定音”的结论，需综合各种研究方法（文献、文物风格分析、科技手段）寻找最优解 [26] - 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研究认为AI在处理大数据和材料较多的问题上比人脑有优势，但对于材料有限问题的分析和表述，目前仍可能不及成熟历史学家的思维 [27] 学术出版与图版质量 - 研究强调高质量图版对美术史和图像学研究至关重要，高清、大画幅图版具有文字描述无法比拟的优势 [28] - 《妙相熙融》一书配有约五十幅清晰、印刷质量好、画幅大的图片，这得益于浙江古籍出版社不计成本的支持，而图版数量与质量常受出版社成本考量制约 [28] - 研究提出，面向大众的美术史著作中插图的印刷质量与呈现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实力，当前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出版技艺相比三四十年前已有巨大进步 [29]

项目核心与意义 - 两部重量级著作《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与《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发布，代表中国丝绸研究的两座里程碑[6] - 《全集》是历时18年跨国合作的成果，首次在学术意义上将散落世界的敦煌丝绸“拼”完整[6] - 《大系》开启一个更庞大的10年计划，旨在出版100卷，系统梳理全球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丝绸[6] - 这不仅是新书发布，更是一场关乎国家记忆的追寻，使流落海外的丝绸在学术意义上“回家”[6] 研究背景与空白填补 - 长期以来，敦煌研究主要聚焦石窟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丝绸成为一大研究空白[7] - 1900年后，数以千计的敦煌丝织品被携至海外，国内收藏稀少，精华大多流散[7] - 丝绸是连接壁画与文献的关键桥梁，能推想唐代壁画原始风貌，并与文书信息相互印证[7] - 自2006年起，由浙江大学教授赵丰牵头组成国际团队，开启“寻丝之旅”以填补该空白[8]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成果 - 团队深入海外库房，在大英博物馆等地整理了约250件纺织品和400件残片[9] - 在法国、俄罗斯、日本及中国多地进行了持续的沟通、记录与研究[9] - 历经18年，随着6卷本《全集》出版，散落世界的敦煌丝绸首次在学术上实现“团圆”[9] - 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从“跟跑”开始走向“领跑”[9]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规模与方法 - 《大系》计划用10年时间，调查全球80多家博物馆，整理出版100卷图录[10] - 已发布的第一辑共12卷，收录了来自全球多家机构的2000余件丝绸珍品，年代从战国贯穿至近代[10] - 研究正从“经验鉴赏”迈向“科学分析”，采用“技术艺术史”方法[10] - 每件文物配有显微镜高清图像与织物结构示意图，为断代提供科学“硬证据”[11]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特点与价值 - 《大系》收录全面，既收华美袍服，也包含大量残片，关键工艺信息往往藏在残片里[11] - 团队对每块碎片都做了组织分析和图案复原，使其成为可用来比对的“坐标”[11] - 全面收录海内外藏品的做法，为滞后于瓷器研究的丝绸领域奠定了极其充实的资料基础[11] - 丝绸与瓷器同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重大创造，但丝绸研究因实物脆弱、资料分散而滞后[11] 学术回归与影响 - 《大系》的出版意味着这些文物的数字信息与研究成果以中文编目和学术框架回归中国[13] - 这使得丝绸研究的知识主体性真正回归中国，未来国际学者或需首先查阅这套中国编纂的权威著作[13] - 将全球丝绸材料汇聚一处，改变了材料的“密度”，使原本孤立的碎片产生关联，能解释壁画服饰或印证史书记载[14] 项目执行的挑战与投入 - 国内博物馆如故宫的18万件织绣文物也缺乏合格照片，需协调多部门重新进行专业拍摄[15] - 在海外协调拍照、达到出版精度、考证说明，面临语言障碍、制度差异、复杂版权条款等困难[15] - 团队核心成员赵丰为争取资料曾带伤（后证实为骨折）奔波，体现了其建立中国丝绸艺术全球知识体系的宏愿[15] - 按照规划，《大系》中国内外藏品约各占一半，未来团队仍需继续走访全球更多博物馆[15]

学人年度著作与学术动态 - 2025年是南宋诗人陆游诞辰900周年，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为此出版了《陆游十讲》与《白居易十讲》，这两部著作是其对十余载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思考与结集，旨在将学术论文“重铸”为雅俗共赏的读本，引领大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 -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致力于敦煌学研究，其工作见证了该领域步入系统性的“集成期”，202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彩色图录全部出版完成，实现了海外敦煌文献的“影像归档”[1] 人文学科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与机遇，学者陈平原召集同仁编撰了《AI时代的文学教育》，集中呈现了人文学界对技术革命的敏锐回应[2] - 学者顾涛出版了《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礼治的脉络与法理[2] - 学者张升通过《明清士大夫的“书籍之交”》勾勒了明清时期知识传播与人际网络的生动图景[2] - 学者陈引驰则以《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阐述了千年文脉的传承与发展[2]

甘肃及敦煌的历史文化地位 - 甘肃是华夏文明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宝库[3] - 甘肃河西走廊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交汇融合的历史舞台[3] -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汇点[3] - 敦煌是中西文化传播和文明交融的第一站，在长达1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关键角色[4] - 季羡林指出，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4] 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与文化价值 - 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殿堂，连续兴建历经11个朝代，绵延千年，终于1368年[7] - 莫高窟现存各代洞窟492个，彩塑3390尊，壁画4.5万平方米，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宝库[7] - 其艺术在继承中原和西域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的艺术风格，发展成独具敦煌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艺术[7] - 莫高窟被誉为“中国美术至宝”和人类瑰宝，壁画内容涵盖历史人物、民族关系、中外往来、佛经故事及古代生活场景，如同“沙漠中的大画廊”[7] - 藏经洞（第17窟）于1900年重新面世，其文献涉及经、史、子、集、文学，并有大量古藏文、梵文文献及书画、丝织品等，与殷墟甲骨等并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8] - 藏经洞的发现开启了“敦煌学”[8] 敦煌文化的具体艺术表现与影响 - 盛唐时期壁画水平最高，其中《九色鹿故事》壁画被改编为经典中国本土动画片[8] - 唐代壁画将现实中的宫廷、寺院搬入画面，其中胡旋舞表演壁画堪称最完美，展现了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乐舞[9] - 壁画中童子服饰多样，有的身穿类似现代红色T恤和绿色短裤，有的穿异国背带条纹裤，体现了唐代中外兼容的博大胸怀[9] - “九层楼”是莫高窟外的木构建筑，内有建于初唐、高40米的莫高窟第一大佛[10] - 莫高窟吸引了梁思成、林徽因、张大千、季羡林等无数名人到访并留下名篇佳作[10] 甘肃的石窟文化遗产 - 甘肃的石窟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有100多处石窟[6] - 中国四大石窟中甘肃占两个，分别是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6]

敦煌西域文献出版项目 - 上海古籍社自1989年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1992年开始出书，三十多年来已出版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数百册 [1] - 其中俄藏敦煌文献十七册，俄藏黑水城文献三十一册，预计2026年出齐 [1]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 [1] 俄藏黑水城文献合作出版 - 1993年中俄双方达成协议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方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组团赴圣彼得堡展开工作 [9] - 黑水城文献在俄国东方所的入藏量是世界第一 [9] - 1997年前出版的第一、二、三及第七册未列入克平为编委，直到出版第八册时才补入 [14] - 2000年完成现场编拍工作，累计摄制黑白底片近三万拍，涵盖俄藏黑水城文献精华的绝大部分 [18] - 预计2025年出版完毕全书的最后一册即第三十三册 [36] 西夏学研究 -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所内的西夏学专家以克恰诺夫、克平为双峰并峙 [11] - 克恰诺夫研究领域宽广，对西夏法典尤其是《天盛律令》深有研究，并编著西夏刊刻的《大藏经》分类目录 [11] - 克平的研究以精深著称，对西夏语音系统提出自己的解释，并力图释读西夏文字系统存而未决之疑难 [11] - 克平与同事在1969年对《文海》这部巨著作了研究阐释，还对《孙子兵法三家注》《类林》《新集慈孝记》作了研究 [11] 学术交流与合作 - 1987年1月中国西夏学者史金波与李范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前往东方研究分所进行学术交流 [23] -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派出以魏同贤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考察东方所收藏的敦煌写卷 [24] - 1995年8月在银川召开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克恰诺夫与克平等俄方学者参会 [30] - 1997年《俄藏黑水城文献》首批四大册出版物首发，第一册冠以中俄双方主编各自撰写的《前言》 [31]

敦煌文化历史与艺术价值 - 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5月26日，洞内藏有大量古代经卷、文书、绢幡佛画和宗教法器，复室高240厘米、宽270厘米，编号为第17窟 [1] - 藏经洞文物在20世纪初被多国探险家掠夺，包括斯坦因骗走9000多卷写本和500多幅佛画，伯希和购得6000余卷文书和100多幅古画 [3] - 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和西千佛洞实施系统性保护，现存壁画4.5万平方米（约6个标准足球场面积），采用环境监测技术控制洞窟湿度与二氧化碳浓度 [30][36] 石窟建筑与艺术特色 - 西千佛洞现存22个洞窟，最早为北魏时期开凿，第4窟保留隋代与回鹘时期混合艺术风格，藻井以红色打底绘绿色团窠宝花 [18][23] - 莫高窟第427窟保留宋代窟檐建筑，梁架题记载明由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乾德八年（970年）创建，采用唐代八棱柱与三抄斗拱结构 [34][35] - 第61窟《五台山图》壁画长13.45米，标注67座寺庙及太原至正定山川道路，为五代时期佛教地理图像杰作 [36] 佛教艺术与历史叙事 - 第257窟《九色鹿本生》采用北魏长卷式连环画，首创"两头起笔、中端收束"叙事结构，左侧描绘九色鹿救人，右侧表现王后索鹿皮 [47] - 第148窟涅槃经变包含14.5米卧佛及《八王分舍利》《荼毗》场景，记载由陇西李氏家族于776年出资修建 [40][42][43] - 第251窟天宫伎乐壁画因铅丹氧化导致肤色变黑，原为表现立体晕染效果，现呈现蓝白色天宫城墙与棕黑色乐舞天人 [44][45]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 现代莫高窟实行预约制分批次参观，A类票限8个洞窟，配备讲解员与电子导览设备，严禁窟内拍照以保护壁画 [30][31] - 韩国游客违规使用闪光灯拍摄103窟唐代壁画事件反映管理挑战，讲解员通过翻译沟通制止不文明行为 [39] - 敦煌艺术融合汉、回鹘、吐蕃等多民族文化，如第4窟回鹘可汗供养像及第61窟回鹘公主形象 [22][23]

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地位 -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是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中心 [7] - 莫高窟有着上千年的营造史，艺术风格呈现时代变迁与多元影响，如北魏受健陀罗艺术影响，隋唐吸收西域元素，西夏和元代融入藏传佛教特色 [7] - 敦煌壁画所用颜料如青金石来自阿富汗等地，是古代国际贸易网络的实物见证 [8] 藏经洞的发现与价值 - 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第17窟）包含数万件公元4至11世纪的珍贵文献与艺术品，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9] - 藏经洞文献堪称"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内容涵盖宗教典籍、经史子集、官方文书、医方历法等，文字载体包括汉文、古藏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 [10] - 藏经洞文献具有全球性学术价值，如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金刚经》、研究唐代边疆的《沙州都督府图经》等 [10] 敦煌学的国际发展 - 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研究对象涵盖敦煌石窟艺术、藏经洞文献等，从诞生起就具有鲜明的国际性 [11] - 敦煌研究院推动创建"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石窟艺术的永久保存和全球共享 [12] - 敦煌学发展由中国学者主导、全球学者共同参与，如"国际敦煌项目"（IDP）促进流散文物的数字化"重聚" [13] 敦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 20世纪40年代起，常书鸿等第一代敦煌学人在艰苦条件下创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奠定了敦煌保护的基础 [12] - 段文杰通过临摹壁画保存艺术信息，樊锦诗推动数字化保护工程，使文物保护走向科学化 [12] - 敦煌研究院的"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管理模式"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方案"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