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的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 - 地方债是宏观调控体系的关键政策工具，在扩大财政支出强度、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结构性功能，有效对冲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2022年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 [2] - 地方债已成为财政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主要通道，债券资金以项目为载体直接下沉，重点投向交通、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性领域，这些用途占历年新增债务的大部分，通过形成投资增量有效传导财政扩张意图 [3] - 地方债通过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推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要素配置的同步优化，政府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降低了区域交易风险成本，从而提升私人部门的边际产出效率，在长三角等区域加速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要素集聚 [4] - 地方债在债券市场上具有价格发现和定价功能，促进了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引导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 [4] 地方债的空间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 - 地方债投资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本地地方政府债务每增加1%，邻近区域经济增长平均可提升0.15-0.3个百分点，这种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累积性，长期效应显著大于短期效应 [6] - 空间溢出效应在省内表现强于省外，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反映出区域间差异，这种效应具有一定的作用半径 [6] -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现空间传染的双向特征，单一行政区域的风险事件可通过羊群效应与联动机制诱发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同步抬升，并引发恐慌情绪的跨域蔓延 [7] - 地方债在城市群建设中发挥支撑作用，但在国家级城市群（如长三角）与区域性城市群中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债务规模扩张在国家级城市群有效强化了城市间经济联系，而在区域性城市群有时对一体化进程形成拖累 [8] - 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债务使用效率更高，联系分散的城市群债务使用效率偏低，联系度低于阈值的城市群需要强化债务控制以防止资源错配 [9] 地方债的风险权衡与管理框架 - 政府债务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基础财政盈余率平均下降17.14个百分点，且该挤压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形成"债务—增长"悖论 [10] - 隐性债务呈现"冰山"特征，水面之下规模与风险难以准确测度，尽管2024年已出台12万亿元一揽子化债方案，但隐性债务的生成机制与土壤尚未根除 [11] - 债务与资产的对应关系是偿债安全核心，当前存在四种错配拉低了债务—资产转化效率：债务和付息增长节奏与地方政府能力错配、债务结构与发展需求错配、项目收益与融资成本错配、债务期限与投资回报周期错配 [12] - 政府债务矩阵包含四类：法定直接债务、法定或有债务、隐性直接负债、隐性或有负债，后两类涉及法律界定、会计基础及统计制度三重基础性议题 [13] - 国际比较显示多数国家中央债务占比显著高于地方，而我国现阶段呈现地方高于中央的特征，需要通过"中央加杠杆"及制度化置换安排逐步扩大中央债务占比 [15] - 需要构建"中央主导、省级补充、市县有限"的三级政府债务架构，把专项债塑造为中国版的市政收益债，做到项目独立、信息透明，每一项债务对应具体项目并由第三方对项目现金流进行持续评估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