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核心观点 - 理查德·奥弗里的《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提出了一种修正主义史观，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定义为一场“帝国战争”，即几十年来帝国扩张和领土野心的合理延续，这一视角为理解当今全球危机局势提供了历史借鉴 [5][6][12] - 该书基于四个主要前提构建其新史观：将战争起点定为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采用全球性事件视野而非欧洲中心论、分析包含国家间战争与内战在内的多种战争形态、以及最终认定战争的根本性质是“帝国战争” [7][10][11][12] - 作者认为，1930年代德、意、日三国的领土扩张欲望，以及对“生存空间”和经济资源的争夺，是驱动战争的核心原因，而当时英法等老牌帝国的“绥靖”政策应被更复杂地理解为在维护帝国安全与应对国际不稳定之间寻求妥协的风险规避战略 [9][14][16] 关于战争的时间框架 - 作者明确将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认为这是“用暴力创造新帝国秩序和新经济秩序的第一步”，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成为新的帝国时代的开端 [8] - 这一观点基于全球视野，将1930年代德、意、日三国的暴力帝国主义扩张视为一个连贯的进程，而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只是这一进程中的特定事件，战争的根源需追溯到1931年开始的与帝国扩张相关的结构性问題 [9] 关于全球史观中的二战 - 该书强调二战应被理解为一场真正的全球性事件，亚洲战事及其结果对于塑造战后世界的重要性不亚于甚至超过在欧洲击败德国 [10] - 这种全球史观反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叙事，指出中欧、地中海、中东和东亚的区域不稳定共同促成了全球稳定性危机，导致战争蔓延至阿留申群岛、马达加斯加等偏远之地 [10] 关于战争的基本形态 - 作者指出二战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战争形式，除了国家之间的战争，还包括发生在中国、乌克兰、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全民战争”（内战） [11] - 这些不同形式的战争会重叠或融合，并高度依赖对民众的动员，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了“总体战”的性质 [11] 关于“帝国战争”的性质认定 - 本书的核心论题是将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定性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帝国战争”，是帝国主义全球秩序下，新老帝国争夺领土和资源的终极体现 [12][16] - 作者认为，将战争连接在一起的是当时由英法主导的帝国主义全球秩序，德意日的野心正是在模仿并试图取代这一秩序，战争最终结果宣告了殖民主义的终结并支持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12][13] - 领土争夺是帝国的核心诉求，20世纪30年代的地区性侵略战争应放在更长的“领土原则”和帝国扩张背景下理解，军备竞赛、外交危机等是帝国崛起的结果而非原因 [14] 书籍内容结构与论述 - 全书前三章以时间为主线，用四百多页篇幅从全球视野论述1931年至1945年的战争发展过程 [15] - 第四章至第十章以专题形式论述了总体战动员、军事机器、战争经济、战争性质、个人经验、战争罪行等面向，均贯穿“帝国战争”的核心主题 [17] - 最终章指出，战争遏制了新帝国的领土野心，导致传统帝国崩塌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新秩序建立，但这一结果并非完全命中注定，各方在最后两年付出了最大代价才决出胜负 [18]

会议背景与核心议题 - 北京大学于2025年11月2日至3日主办“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 [3] - 会议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台湾光复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历史时刻举行 [3] - 核心议题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认知、太平洋国际秩序展开 [3] 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 国际学界正重新评估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深入研究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战略意义 [4] - 中国对盟国的贡献具有“早期关键性”，以巨大牺牲抵抗日本侵略，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 [4] - 中国的抵抗成为亚洲民族主义抵抗运动的象征，并曾帮助越南、朝鲜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为亚洲反殖民斗争注入动力 [4]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8] 二战史的研究方法与视角 - 研究方法需“突破国家叙事，拥抱全球视野”，将二战视为一场全球性事件，关注跨国联系 [6] - 中国对二战史的重视程度远高于欧洲，在欧洲其作为研究主题的热度已随三代人更迭而下降 [6] - 研究应摆脱固守本国与德、日、意交战史的范式 [6] 学术交流的作用与意义 - 大学在学术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能为背景各异、观点不同的人创造交流空间 [6] - 以北京大学与剑桥大学为例，两校均在推动二战史跨校研究 [6] - 过去海峡两岸史学界在二战史研究上有友好合作与显著成果，这种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8] - 学术交流与理性的历史认知，有助于推动国际和平与正确历史观塑造 [8] 历史认知与当代启示 - 如今的世界与二战时期已截然不同，需摆脱用过去经验套当下问题的思维惯性 [8] - 二战是两岸不可抹去的共同历史记忆，应当被珍视 [8] - 历史记录需要完整、客观，不仅要记住英雄，也要正视受害者与通敌者 [8] - 太平洋未来秩序的问题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为台湾问题，需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审视 [8] - 中国“和平至上”的理念具有深厚历史根基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