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东亚三国（日本、韩国、中国）经历了“压缩式现代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结构与保障体系发展滞后，导致个体面临高压力、高内卷等社会问题 [9][11][33] - 儒家文化背景下的集体主义、代际责任与“成家立业”的传统观念，在经济下行期加剧了个体的生存压力与心理失衡 [21][22][24] - 与欧美国家相比，东亚的发展模式呈现“发展优先于保障”的特点，社会福利体系相对薄弱，对生育率下降、青年失业等社会问题的政策效果有限 [25][26][28] 压缩式的现代化发展 - 东亚三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日本（1950s-1980s）、韩国（1960s-1990s）、中国（1980s-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1] - 经济“硬件”发展超前于制度“软件”，社会保障与调节机制滞后，例如日本终身雇佣制导致职场僵化，韩国财阀挤压中小企业空间，中国面临高房价与地方债务压力 [11][13] - 劳动保障问题突出：日本2022年超2000人因过劳申请工伤赔偿，韩国2023年青年失业率7.3%、非正式就业占比超33%，中国青年流行“躺平”与“45度人生” [15][16] - 代际期望错位：东亚父母信奉“努力就有回报”，但年轻一代面临晋升缓慢、高房价等问题，“奋斗叙事”崩塌 [19] 儒家文化圈的制度惯性 - 儒家文化强调集体责任与孝道，个体价值高度绑定于“成家立业”，与传统家庭契约形成双重负担 [21][22] - 代际转移支付支撑中产生活（如父母资助购房），但经济下行时系统易崩盘，如首尔房价达家庭年收入17倍 [22][24] - “面子文化”加剧内卷，成功被符号化（住房、车辆、教育），而欧美对“低调生活”包容度更高 [24][25] - 集体主义抑制创新：东亚职场强调服从与合群，欧美更鼓励批判性思维与个人表达 [25] 发展优先大于保障优先 - 国家长期奉行“发展主义”，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效率，个体被视为“发展单元” [25][26] - 生育政策效果有限：日本30年投入50万亿日元，2023年生育率1.20；韩国2023年生育率0.72（全球最低），补贴1亿韩元/孩子；中国“生得起、养不起”焦虑普遍 [26][28] - 福利制度以“缴费型”为主，覆盖不足：韩国国民年金预计2055年耗尽，日本2022年老年人相对贫困率19.6% [29] - 欧美通过系统性支持（如瑞典480天带薪育儿假、法国35小时工作制）将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体现“保障优先”逻辑 [18][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