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论证“和平发展权”应被视为一项新兴的、复合性的人权概念，它由和平权与发展权融合而成，在联合国宗旨和人权文明演进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并契合当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3][5][11][15]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历史背景与联合国宗旨 -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过去80年人权文明最明显的进步体现在“和平发展权”上 [3] - 联合国因保护和促进人类的“和平发展权”而成立，其三大宗旨是和平、发展和人权，其中保护和促进人权是核心宗旨 [5][6] - 《联合国宪章》开篇即表明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并重申基本人权，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人权是联合国执行和平与发展任务过程中每个问题的核心 [6] “和平发展权”的概念起源与构成 - “和平发展权”基于和平权与发展权的存在而成为可能，和平与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时代主题后，国际社会随之产生了“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概念 [8] - 关于和平权：联合国于1984年通过《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2016年通过《和平权利宣言》，将和平权制度化 [9] - 关于发展权：发展权概念于1972年由塞内加尔法学家凯巴·姆巴耶提出，1986年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其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进一步重申其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 [10] - 在联合国确认和平权与发展权的影响下，国内外学者开始深化对“和平发展权”的探讨，中国学者张永和教授是较早提出者，并创造了英文“Pevelopment”一词 [10] “和平发展权”作为新兴人权的特点 - “和平发展权”是一项复合性人权，和平权与发展权如同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根基 [11] - “和平发展权”是一项基础性人权，在人权谱系中居基础地位，直接影响其他各项人权的实现，如同肥沃土壤滋养权利种子 [12] - “和平发展权”是一项综合性人权，包含生命权、生存权、安全权、就业权、健康权、教育权等多项目基本权利，既关个人也关集体 [13] - “和平发展权”可被视为继公民政治权利（第一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第二代）之后的第三代人权，是消极人权与积极人权的结合 [13] “和平发展权”的时代意义 - 提出“和平发展权”概念是人类人权意识在历史动态中不断升华的结果，特别适配全球发展与和平共生的现实需要 [15] - 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将“和平发展权”作为新兴人权有利于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凝聚全球和平正义力量、构建公正普惠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模式、为世界人权事业注入正能量 [15] -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和平发展权”作为新兴人权能以中国智慧丰富人权概念新内涵，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权新话语，对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 [16]

会议与颁奖典礼概况 - 2025年李步云法学奖颁奖典礼暨“和平·发展·人权：纪念《联合国宪章》颁布80周年”会议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 [1] - 中外法学界、人权研究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围绕和平发展与人权保障展开探讨 [1] 李步云法学奖与获奖者 - 李步云法学奖以法学家李步云命名，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发起设立，旨在奖励为中国法学研究、中外法学交流及法学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每年评选一次 [3] - 2025年李步云法学奖授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 [3] -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表示，该校依托国家级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汇聚优秀学者并产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为讲好中国人权故事、促进国际人权合作贡献了力量 [3] 学术观点与概念阐述 -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指出，张永和是较早提出“和平发展权”概念的中国学者 [5] - 将“和平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从全球视角理解，有利于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构建公正、普惠、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模式，并提升各项人权保障水平 [5] - 提出“和平发展权”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能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实现自身权利与尊严 [5] 地区人权发展实践 - 西藏社科院副院长边巴拉姆介绍，西藏自治区自1965年成立60年来，人权保障践行了《联合国宪章》精神，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契合西藏事业的少数民族人权发展道路 [5] - 西藏坚持以发展促人权，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实践表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需立足本国国情、以人民为中心，并将普遍性人权原则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5] 相关学术成果发布 - 会议期间举行了《新时代中国妇女故事》(中文版、英文版)图书首发式 [7] - 该书由张永和担任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讲述了数十个新时代中国普通女性的奋斗故事，展现了中国妇女的奋斗足迹和精神风貌 [7] - 匈牙利赛格德大学原副校长克里斯蒂娜·考绍伊表示，该书在人权框架下呈现中国女性生命故事，印证了人权需通过生活经验理解，而不仅是抽象的法律概念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