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规划社会 - 王东杰教授在《规划社会的来临：重读〈大同书〉》中提出，“规划社会”是一种引导和调节政治实践的思想机制，其核心是相信良好治理可基于普遍公理通过推导、规划、设计与监管来实现，并依赖对知识和信息的统计、掌握与利用 [2] -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构建了一个以“纤悉之治”为特征的全球性大同乌托邦，其思想体现了对通过外在组织安排和无微不至的治理来祛除人类个体苦难的极度乐观，却完全无视了这种规划社会的背阴面 [2] - 该书作者将康有为的思想置于百余年前中国与世界的复杂思想“力场”中考察，旨在借助重审《大同书》来考察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转型，而非再次检视大同理想本身 [2] 乌托邦、媚俗与文学批判 -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生活在别处》中，通过主角雅罗米尔沉溺于“媚俗”新式抒情诗以求获得新社会认同的故事，对“媚俗”进行了戏谑和严肃的批判 [6] - 昆德拉将“媚俗”定义为“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是排除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从这一概念出发，可以通向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后者在昆德拉看来只能充斥着无处不在的媚俗 [8] - 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援引尼采对“永恒轮回”的表述，反思只发生一次的历史事件能否在线性时间中获得意义，这与康有为对全球线性时间深信不疑的现代性体验形成对比 [8][9] 建筑、文学与本土现代性反思 - 建筑师刘家琨在其1996年完成的小说《明月构想》中，虚构了基层官员欧阳江山试图通过建造巨型公共建筑“明月构想”来创造理想社会，该计划最终被洪水摧毁，其废墟被村民按照自身生活习惯重新利用，消解了原有的理性设计 [12] - 《明月构想》被建筑评论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视为“反乌托邦寓言小说”，是对现代主义和社会乌托邦的批判，其主人公的激进方案能看到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和康有为《大同书》中居住形态的影子 [12] - 刘家琨的建筑实践秉持“低技策略”和“处理现实”理念，注重与场地文脉协调，与其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对集体化时代乌托邦实践的矛盾态度（既批判其荒诞，又在美学上部分给予同情）形成张力 [14][17] 历史记忆与建成环境 - 刘家琨注重处理两类有“现实感”的建筑传统：一是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红色”空间记忆及均质化建筑；二是中国民间涌现的廉价建筑材料、做法及自发修建的“现代”农舍 [15] - 刘家琨认为，从1949年至今的五十多年间的建筑，是几代人真切的生存记忆，旧地重游的感受常胜过访古探幽，这体现了他对晚近历史记忆与建成环境之间血肉关系的重视 [15] - 刘家琨的文学与建筑实践，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革命话语、乌托邦思想、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集体记忆及情感认同之间的复杂纠葛 [16] 九十年代变迁与个体叙事 - 美国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的非虚构作品《江城》等，通过其“异域之眼”，从1990年代中国小城涪陵的普通人生活细节中，记录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20][21] - 何伟的作品与贾樟柯的电影系列（如《三峡好人》《山河故人》）形成互文，共同构建了一个随时间交互演进、人物与城镇随之老去更新的叙事宇宙，关注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 [21] - 何伟笔下1990年代的涪陵居民，为改变命运而努力，眼光朝向未来，关注学校、街道等具体地点，没有康有为式的俯瞰目光，个人能动性与集体命运（如三峡工程）扭结在一起 [22] 当代青年与外在评价体系 - 通过对比何伟作品中的人物与当下，年轻一代中不少人习惯于将个人成长放置在外在体系的评价之中，根据需要表现出被系统认可的态度和业绩 [23] - 这种外在评价体系被视为“纤悉之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许诺一条“去苦就乐”的途径，但可能导致苦与乐不再发自内心，使各种抽象的、宏大的答案替代个体的真实声音 [23] - 此现象在《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和《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两本非虚构作品中亦有描述，反映了更年轻一代在与时代遭遇时的态度 [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