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型与资本下乡 - 中国农业正经历深刻转型，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减少与农业资本投入增加，推动农业"去过密化"发展趋势[1] - 资本下乡通过土地流转改变生产方式，例如弥村案例中两个关键项目：勤劳农庄占地115.1亩，用工支出超过21万元；现代林果项目占地120亩，计划总投资400余万元，实际投资220万元[13] - 资本下乡催生新的用工组织形式，传统互助关系被层级化用工结构替代，但乡土社会的伦理本质仍通过关键人物（如白志斌）维系着社会关系网络[19][22][23] 农民进城与城乡流动 - 弥村户籍人口1220人中超过30%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形成典型"空心村"，其中202人在省外务工，133人在省内从事建筑业[26][27] - 外出务工收入显著高于务农，建筑工人日工资普遍在200元以上，月收入可达6000元至1万元；进厂工人月收入在3000-6000元，技术工可达8000元以上[27][28] - 农民进城并未彻底斩断与村庄联系，锁门户比例增长缓慢，弥下村锁门户仅占16.7%，多数家庭仍在近20年翻建房屋，超过七成拥有汽车[32][36] 农民家庭生计策略 - 农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生计模式，既重构家庭生计结构，更促使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以家庭为纽带的城乡融合结构[6][46] - 家庭生命周期特征约束锁门户比例，老年成员数量与生活状况直接决定家庭城乡分布，例如杨嘉实案例显示父母因饮食习惯、气候适应和社会关系不愿迁居城市[37][39][41] - 乡村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低成本养老保障，如熊弃疾案例显示返乡后生活成本大幅降低，每月仅需几百元药费和人情支出[42][43] 乡村社会变迁机制 - 村庄社会变迁呈"行动伦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三圈层同心圆模式，经济制度层变革最快，行动伦理层保持最强稳定性[53][56] - 资本下乡与农民进城共同作用，传统横向联结被侵蚀，但以代际责任为核心的纵向家庭结构依然稳固，避免城乡走向割裂[46][53] - 农民家庭作为能动主体，其基于伦理责任的主动调适构成社会结构变迁的内源驱动力，使产业结构与村庄面貌不断与家庭层面的伦理逻辑相适配[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