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型与资本下乡 - 中国农业正经历深刻转型，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减少与农业资本投入增加，推动农业"去过密化"发展趋势[1] - 资本下乡通过土地流转改变生产方式，例如弥村案例中两个关键项目：勤劳农庄占地115.1亩，用工支出超过21万元；现代林果项目占地120亩，计划总投资400余万元，实际投资220万元[13] - 资本下乡催生新的用工组织形式，传统互助关系被层级化用工结构替代，但乡土社会的伦理本质仍通过关键人物（如白志斌）维系着社会关系网络[19][22][23] 农民进城与城乡流动 - 弥村户籍人口1220人中超过30%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形成典型"空心村"，其中202人在省外务工，133人在省内从事建筑业[26][27] - 外出务工收入显著高于务农，建筑工人日工资普遍在200元以上，月收入可达6000元至1万元；进厂工人月收入在3000-6000元，技术工可达8000元以上[27][28] - 农民进城并未彻底斩断与村庄联系，锁门户比例增长缓慢，弥下村锁门户仅占16.7%，多数家庭仍在近20年翻建房屋，超过七成拥有汽车[32][36] 农民家庭生计策略 - 农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生计模式，既重构家庭生计结构，更促使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以家庭为纽带的城乡融合结构[6][46] - 家庭生命周期特征约束锁门户比例，老年成员数量与生活状况直接决定家庭城乡分布，例如杨嘉实案例显示父母因饮食习惯、气候适应和社会关系不愿迁居城市[37][39][41] - 乡村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低成本养老保障，如熊弃疾案例显示返乡后生活成本大幅降低，每月仅需几百元药费和人情支出[42][43] 乡村社会变迁机制 - 村庄社会变迁呈"行动伦理-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三圈层同心圆模式，经济制度层变革最快，行动伦理层保持最强稳定性[53][56] - 资本下乡与农民进城共同作用，传统横向联结被侵蚀，但以代际责任为核心的纵向家庭结构依然稳固，避免城乡走向割裂[46][53] - 农民家庭作为能动主体，其基于伦理责任的主动调适构成社会结构变迁的内源驱动力，使产业结构与村庄面貌不断与家庭层面的伦理逻辑相适配[10][47]

农业现状与挑战 -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以小农户为主，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全国农业从业人员约九成，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达2.1亿户 [1] - 截至2024年末，约4.65亿人常住乡村，占总人口比例约33.0% [1] - 农业发展模式呈现政府主导和区域性特点，县政府为直接管理主体，集约式农业规模有限 [4] 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 - 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向现代农业转型不仅关乎技术进步，更是一场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 [2] -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伴随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及生产关系的调整优化，拓展农业规模边界、促进经营方式向集约化转型是必然之举 [2] 市场机制与要素障碍 - 农业市场机制不够健全，流通环节缺乏系统性全国性顶层设计，导致中国农产品流通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流通过程浪费比例也远高于发达国家 [5] - 人才是关键要素，传统农民多未掌握数字化农业技术和高度信息化经营模式，需推动技术人才下乡和农民转型 [5] - 数据要素存在“数据孤岛”问题，各地区数据标准不统一，需宏观政策引领打破隔阂 [5] 平台化与龙头企业作用 - 建议打造政府与企业协同推动的新型农业平台体系，由政府主导制度设计与政策赋能，龙头企业承担资源整合与运营服务功能，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化产业链 [5] - 平台的功能包括赋能与控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连接广大农户、消费者和资源方以提升整体效率 [2] - 相比欧美全产业链巨头企业，中国尚未出现掌控“从田间到餐桌”整个链条和利润分配权的企业，未来需着力培育拥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资源配置能力的龙头企业 [6] 资本投入与产业潜力 - 农业是长周期产业，需要长期投入与耐心等待回报，目前许多中国资本尚未适应此模式 [7] - 国内工业与服务业已高度“内卷”，提升收益率和投资回报率空间有限，而农业领域因发展相对滞后，在育种、农业机械研发、绿色农业等方面效益提升与价值创造空间巨大 [7] - 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需跳出“小农业”范畴，放眼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在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方面创新并秉持长期主义 [7] 改革成效衡量维度 - 考量农业改革成效的首个维度是是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食品质量，需在化肥、农药使用等方面向绿色发展和科技驱动改进 [8] - 第二个维度是是否显著提升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发展现代化农业需结合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的价值创造能力比种地产粮强得多 [8] - 第三个维度是是否切实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从社会公平角度应更重视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应向农业乡村治理领域适当倾斜，尤其在农业为重要产业的区域提高考核权重 [9]

集体经济与强村公司 - D镇政府通过政策优惠吸引T公司建立强村公司，提供土地、厂房、税收等支持[2] - 强村公司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市场化的结果，通过现代公司形式实现村企共赢[2] - 河源市2018年出台政策对年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生态农业和服务业提供优惠[2] - 2021年河源市推出三年行动计划，鼓励村集体通过投资入股、土地入股等方式发展集体经济[3] 村庄活力与产业振兴 - T公司为农户提供"鱼苗、技术、饲料、包收"一条龙服务，带动渔业生产[6] - T公司促进D镇渔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帮助村民增收[6] - 资本下乡吸引高科技人才和年轻人回流，D镇常住人口数量上升[7] - T公司推动"渔业+渔文化+观光旅游"农文旅融合，打造开渔节和田园农家乐[8] 资本下乡与农民利益 - 资本下乡帮助农户对接大市场，降低生产风险并保障销售[10] - 资本提供就业机会吸引外流人口返乡，满足经济与家庭需求[10] - 资本抬高鱼苗价格并倾向机械化生产，实际就业机会有限[11] - 资本与地方政府合作可能忽视农民利益，获取政策倾斜和土地增值利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