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外卖骑手职业在内容平台上已成为一种被异化的“流量密码”，公众与媒体通过渲染其高收入或悲情故事来制造极化情绪，这反映了社会对该职业的普遍误解与歧视，并可能激化社会矛盾[4][10][16] - 内容平台、博主与公众共同构建了对骑手职业的猎奇与歧视性内容生态，平台算法追求流量效益加剧了信息的极端化，而机构媒体有时未能坚守专业立场[10][12][18] - 社会应对外卖骑手职业回归平常心，将其视为千万普通职业之一，关注点应从流量炒作转向骑手的劳动保障、技能发展等实质议题，这需要平台、媒体、监管与公众的共同行动[20][21] 骑手收入现实与公众认知的偏差 - 浙江大学2025年调研显示，高频骑手平均时薪为34.6元，其中众包骑手时薪高达39.1元，按每天12小时、每月30天计算，月收入均值可达1.4万元[7] - 个案如骑手张学强，5年总收入140万元，攒下112万元，但其成就依赖于极端勤奋（每天跑单约14小时）、极度节俭和几乎零社交生活的个人选择，并非行业普遍状况[3][8] - 公众认知存在显著偏差：9.64%的公众认为骑手月收入低于3000元，28.16%的公众认为骑手工作“上手就会，对能力要求不高”，而近半数骑手认为合理规划路线等专业技能最为重要[16] 内容平台的流量运作与骑手形象扭曲 - 内容平台将骑手职业作为流量热点，因其人员基数大、职业特征复杂且社会地位被视为“底层”，容易引发共情与炒作，风险较低[17] - 内容呈现趋于两极化：一是渲染骑手超高收入（如张学强案例），制造反差；二是编造悲情故事（如残疾送餐、雨中痛哭），激发同情与偏见，两者均旨在煽动情绪获取流量[10] - 案例显示，有人为获取流量而刻意扮演骑手，如残疾人士高龙友注册骑手23天仅完成21单，其目的主要为拍摄视频引流，而非真正从事该职业[11] 社会歧视与舆论的负面影响 - 社会对骑手职业存在广泛歧视：仅20%的公众认为存在广泛歧视，而50%的骑手经常或普遍感受到社会歧视[16] - 极化内容放大了社会对立情绪，例如2024年8月杭州一起骑手与保安的小纠纷，经多渠道传播后被歪曲成“女大学生外卖员下跪”剧本，最终演变为骑手聚集的社会事件[14] -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舆论场对骑手职业表现出“不正常关注”，这源于社会对灵活就业形态的陌生、职业歧视以及公众在收入低迷时期的情感宣泄需求[17] 对平台、媒体与社会的发展建议 - 内容平台应承担“守门人”责任，算法不能只追求流量效益，需加强打击利用骑手等群体进行牟利性营销的内容，并对推送内容尽到前置审核义务，阻断激化矛盾的谣言[18] - 机构媒体应坚守专业立场，正确认识骑手的高关注度背后是情绪驱动而非事实，扮演事实传递者而非情绪助推者[20] - 社会整体应约束和破除对骑手的“流量迷思”，将其视为普通职业，将关注点转向骑手的社保、劳动保护、技能培训等实质发展议题[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