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核心观点 - 企业与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影响监管效率的关键地理因素，其对企业环境策略、合规成本及绿色创新的潜在作用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1] - 以往研究多依赖省级或市级监管强度代理变量，难以精准捕捉企业个体面临的差异化监管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驱动机制的解析存在局限 [1] - 通过精准测算上市公司与各级生态环境监管部门的空间距离，构建微观层面的监管压力指标，成为深入探究企业环境行为的重要突破口 [1] 数据构建与方法 - 研究借助高德地图 API 获取了全国31个省级生态环境厅及365个市级生态环境局的经纬度坐标，并收集了上市公司2000-2024年的办公与注册地址信息 [2] - 将企业地址转换为经纬度坐标，形成企业空间位置面板数据，并采用Haversine公式计算每家上市公司与每个监管部门的球面距离 [2] - 最终得到超过2500万条距离数据，数据已整理为stata版本，可支持面板数据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应用 [2] 理论与实践意义 - 理论意义在于构建了企业与监管部门的球面距离指标，为量化微观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提供了创新性工具，丰富了环境规制理论的微观基础 [3] - 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帮助识别监管盲区或低效区域，为生态环境部门合理布局执法力量、提升监管精准度提供数据支持 [3] - 同时能帮助上市公司结合自身地理区位特点，制定更有效的环境风险管理策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3] 未来研究方向 - 可探究监管距离是否显著影响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及违规程度，并分析不同产权性质、行业类型企业的异质性表现 [4] - 可实证检验监管距离对上市公司环保资本支出、研发投入的影响，揭示地理邻近性在推动企业主动减排中的作用机制 [4] - 可结合监管距离构建区域环境监管强度指数，分析其对企业绿色专利产出、绿色技术转化效率的影响 [4] 数据概况 - 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24年，覆盖所有A股上市公司距每个环境监管局的距离 [5] - 数据格式为excel，关键指标包括股票代码、股票简称、企业经纬度、所属省份、所属地级市、年份、环境监管局信息及球面距离（千米） [5][6] - 数据展示示例显示，2000年深发展A（位于深圳市）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球面距离为1940.54千米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