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系统阐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必然性、紧迫性及实践路径，强调这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破解当前增长制约、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范式转换[4][26] - 核心逻辑在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物质资本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提升人力资本、改善民生福祉、促进消费成为持续增长的新动能，而实现此目标需加大公共品供给和再分配力度[6][11][12] 按照新发展理念实现理论范式转换 - **驳斥“涓流效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成果会自动惠及全社会的“涓流效应”假说已被证伪，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通常都实施了较大力度的再分配政策[5] - **再分配数据支撑**：在35个OECD国家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小于0.3的12个国家，其再分配幅度（使初次分配基尼系数降低的幅度）算术平均值高达40.3%；基尼系数大于0.4的6个国家，再分配幅度平均值仅为13.6%，表明再分配力度与收入平等程度正相关[5] -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新平衡**：投资于人并非否定该原则，而是在人均收入和财政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对“尽力”提出新要求，发掘新的“量力”可能性，其必要性源于技术突破带来生产率蛋糕做大后“分好蛋糕”的需求，以及需求侧成为增长主要制约的现实[6] - **理论范式转换**：在更高发展阶段，投资于人要求认识论上更注重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统一，“量力”的权衡从是否“可以做”更多转向是否“应该做”[7] - **确立家庭本位**：投资于人需以家庭为基本落脚点，因为人口生育养育、人力资本培养、消费、养老等活动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相关政府支持措施应纳入投资于人的范畴[8] 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实践模式转变 - **破解“加尔布雷思矛盾”**：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后，会出现私人产品相对充足与公共产品相对匮乏的矛盾，美国因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导致社会保障退步、两极分化加剧即为警示[9] - **中国的发展阶段任务**：中国即将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人均GDP > 14,000美元），目标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面临增加公共品供给、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与均等化的艰巨任务，特别是破解农村老龄化率更高但保障水平更低的城乡不对称问题[10] - **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必然**：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储蓄率、资本形成率及投资回报率进入长期下降过程，物质资本投资面临报酬递减规律，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则具有报酬递增特征，并为下一次技术突破创造条件[11] - **提升消费率是增长关键**：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需求侧挑战大于供给侧，居民消费提升具有决定性作用。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9%，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8.2%）差距约8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7.8%，2022年）差距约10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中国消费率年均提高1.0%，而同期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消费率分别年均降低0.1%和0.2%，显示中国有快速赶超的潜力和趋势[12] - **“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前提**：居民消费是收入和分配的函数，收入差距缩小停滞（基尼系数2009年达峰后下降，但2015年后徘徊）特别是城镇收入差距扩大，与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关，使得劳动就业成为投资于人的重要领域[16] 瞄准主要方向和聚焦关键领域 - **鼓励生育，释放生育潜力**：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为1.3，并持续下降，已连续多年低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水平，回升难度大。需以临界最小规模投入资源，形成强激励，消除家庭现实制约[18] - **统筹教育资源，提升人类发展指数**：利用少子化过程中不同教育阶段人口减少的时间差，重新配置资源。例如，幼儿园资源可转向扩大托育服务；中小学闲置资源可支持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中职教育资源可转向职业培训，以支持延迟退休、应对人工智能冲击[19]。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赶超过去主要靠人均GDP增长，未来需更多依靠教育和健康改善。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全球排名明显落后于人均GNI排名，显示通过投资于人实现赶超的潜力巨大[20] - **应对“一老一小”结构性就业矛盾**：青年群体因失业率高、老年群体因劳动参与率下降导致就业率显著低于平均水平。人工智能（如ChatGPT）冲击将加剧此矛盾，削弱白领入门技能价值，加大大龄劳动者的技能与智能鸿沟。需配置更多资源提供全工作生命周期的公共就业服务[23] - **加大再分配力度，缩小收入差距**：国内外经验表明，将基尼系数降至0.4以下、城乡收入差距降至2.0以下，需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运用强力的再分配手段，主要衡量指标为“税收占比”（个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占全部税收比重）和“政府支出率”（政府支出占GDP比重）[24]。以芬兰、挪威、爱尔兰为例，其通过再分配使基尼系数降低幅度平均达41.6%。中国目前“税收占比”为35.7%，“政府支出率”为24.0%，与阿根廷（基尼系数0.42，税收占比15.3%，政府支出率21.1%）相比有改进空间，但与北欧国家相比仍有加大力度的巨大潜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