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判决与法律定性 -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大范围“紧急关税”缺乏授权，IEEPA本质是处理紧急国家安全威胁的制裁法律，不能作为总统重写整个关税表的依据[1][8] - 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了“能不能征”的问题，但将如何对进口商进行“适当救济”的具体退款问题发回下级法院处理，并未设计具体退款流程和金额[4][9] 潜在退款规模 -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截至2025年12月中旬，已征收的关税金额约为1340亿美元，此数据被媒体广泛引用[12] - 研究机构如宾大沃顿预算模型进行外推测算，计入后续时间段与调整因素后，潜在的退款金额可能超过1750亿美元[12] 行政部门的立场与策略 -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采访中将退款责任推给下级法院，称退款“不是政府决定，而是由下级法院决定”，此举被解读为一种政治话术和责任转移[4][6] - 白宫的核心策略是“绕路”，其优先事项并非尽快退款，而是通过其他法律工具（如《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301条款）迅速搭建新的关税墙，以维持关税杠杆的使用[17][18] - 贝森特曾将大规模退款称为“终极企业福利”，暗示了政府不愿退钱的政策立场，市场信号显示退款在法律上有机会但在政治上不受欢迎[6][17] 退款执行的路径与挑战 - 退款实施路径预计将是法院、海关和行政部门三线并行，企业需通过向海关提出抗议或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来争取退款，并受限于程序窗口期[13] - 为防止案件积压，国际贸易法院可能采取“样板案+批量适用”的模式来处理退款问题，法院负责定规则，行政部门负责设计具体流程[14] - 从规则落地到第一批具有规模的退款实际发放，即使推进顺利也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若政府选择抵制和严格程序审查，则可能演变为多年的法律拉锯[17] 企业的应对行动 - 在最高法院判决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行业组织迅速转向诉讼与程序性申报，以抢在诉讼队伍前面要求退款，目的是锁定索赔资格和顺位[1][13] - 政府在个案层面承诺，一旦有“最终且不可上诉的退款判决”，将对所有类似境况的原告退还IEEPA关税，这意味着企业通过诉讼获胜是获得退款的关键途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