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农民工群体生存现状 - 中西部农村地区60后70后大龄女工成为零工市场主力军 主要从事采摘辣椒 加工牛肉等日结工作[4] - 家庭经济压力是核心驱动因素 子女教育成本大幅攀升 乡镇寄宿 县城购房成为普遍需求 私立高中学费远高于普通一本[5] - 农业收益微薄导致外出务工 双季种植水稻或小麦玉米每亩年收入仅1000多元 无法支撑家庭开支[7] - 女性经济贡献被遮蔽 男性收入多用于储蓄 女性收入覆盖家庭日常支出 承担3-4人生活开销[8] 非正规用工体系特征 - 零工岗位完全脱离劳动法监管 不签订劳动合同 不缴纳社保 无法定节假日 规范程度低于沿海工厂和外卖行业[11] - 招聘依赖熟人网络模式 通过村级中间人招募 工人集中搭乘交通工具 交通安全风险极高[11] - 中西部用工规范化滞后 2008年基础设施投资后才具备招商条件 比沿海地区发展晚十余年[13] - 当地政府重心集中于招商引资 劳动安全规制尚未进入治理视野[14] 工伤维权机制缺失 - 工伤处理依赖地方习俗而非法律法规 掺杂多方势力博弈 普通百姓多采用静坐围堵等非正式维权方式[15][16] - 隐性工伤问题突出 江西大米加工厂工人因长期扛包导致腰部损伤仅获象征性赔偿[16] - 印染企业为规避责任 对接触有毒试剂的老员工采取工作满5年即辞退的策略[16] - 县域地区劳动纠纷缺乏司法支持 公益律师机构和快速响应机制缺位[17] 新生代农民工困境 - 职业发展出现新瓶颈 低端服务业和平台经济成为主要就业方向 2021年武汉调研显示社保缴纳比例低于制造业[18] - 平台经济职业阶梯狭窄 核心资源集中于管理层 普通从业者缺乏上升空间[18] - 异地中考政策开放促使县城购房需求 教育成本压力较上一代显著增加[19] - 农村教育资源萎缩 武汉与麻城交界28个行政村仅存3所小学 幼儿需从小学开始寄宿[20] 代际循环风险 - 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联系减弱 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未来可能被迫返回农村依赖熟人社会[21] - 大陆第二代农民工仍处于城乡夹缝状态 面临与父辈相似的返乡养老风险[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