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传统史学将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紧密关联 但近代早期英国的人口流动具有多维面向 除推动城市化的“标准式”长距离迁移外 更普遍的是短距离、非“标准式”的流动 后者在乡村社会占据主流 并深刻影响了劳动力市场形成、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变革 为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 [1][3][8] 人口流动的类型与特征 - 人口流动在地域空间上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是长距离、有序的“标准式”流动 从乡村迁移到城镇乃至伦敦 直接推动城市化 另一种是短距离、无序的非“标准式”流动 多见于村庄或村镇之间 并未直接推动城市化 [1] - 直至工业革命前夕 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从未超过25% 16世纪初仅为15%左右 这意味着近代早期仅不足1/5的乡村人口通过永久迁移融入城市 80%以上的人口参与的是非“标准式”人口流动 [4] - 大部分居民流动距离约为10英里左右 有些村民主要在村庄四五英里范围内频繁流动 呈现显著的“短距离”“地方化”倾向 其中季节性流动在农忙时尤为突出 [4] 非“标准式”流动的主流地位与结构性影响 - 非“标准式”人口流动并非边缘现象 从所占比例和参与群体的普遍性来看 它在人口流动网络中居于主流地位 是近代早期英国人口流动的基本事实 [6] - 当日常“流动性”与“生产性”结合 呈现常态性和规律性时 非“标准式”人口流动已演变为一种社会“结构”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城乡社会生活乃至生产关系的变革 [6] - 季节性人口流动现象深植于农业社会环境 穿越历史时空未因王朝更迭而消失 因其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紧密相连 [5] 人口流动的社会经济功能 - 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编织成一张网络 连接着谷物种植区、牧区、乡村工业区、内陆山区与沿海贸易港口 将分散的乡村与城市联结在一起 [6] - 城乡之间 尤其是广大乡村之间通过人口流动实现了人力、物资、技术乃至思想观念的交流 跨地区的、统一的民族市场由此形成 [6] - 人口流动扮演了“交往”的角色 是生产力保持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适用于民族内部的发展进步 [6] 人口流动的政治影响与革命基调 - 人口流动的特征之一是“过度流动性”和“向下流动”趋向 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政府曾以暴力手段限制迁移 因大量“生计型”移民涌入城市造成流民问题 威胁统治秩序 [7] - “过度流动性”与圈地运动密切相关 圈地运动制造了“无地或少地的农业无产阶级” 瓦解了乡村共同体 迫使大量村民向外寻求生存机会 增强了乡村社会流动性 [7] - 宗教改革期间 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 切断了地方贫困人口的传统救济来源 加剧了“生计型”移民的生存困境 [7] - 据研究 1590至1639年间 城市中等阶级出现了规模显著的“向下流动” 社会上层亦出现相同趋向 这与1548至1589年间的“向上流动”态势形成对比 经济地位恶化可能引发政治激进化 是伦敦、诺里奇等城市市民阶层在内战中行为激进的原因 最终为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调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