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跑着冲出办公大楼时，李念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自己刚刚在领导办公室正式提出了辞去部门负责人职 务的请求。 直到跑得够远，跑到上午因心悸而不得不坐下休息过的长椅边，她才真切意识到——"终于为自己活了 一次"。 李念今年40岁，在西南某城市的一个公家单位工作近15年。当时，她凭借笔试第一的成绩考入，一步步 升至处级。对于一个出身普通工薪家庭、从小县城考出来的人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就。 一、累了 处长这一职位带给李念的，是"非常深刻，且非常具体的痛苦"。 手机必须放在手边，24小时待命。李念回忆道，哪怕凌晨两点接到电话，也要立刻起床开始工作，"因 为领导马上就要"。哪怕要求"非常不合理"，也得马上执行。说一句不同意见，便会被点名批评，从小 会说到大会。 李念说，她曾经为了解决"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花了数月的时间去制定一个办法。漫长的鏖战倒也能 忍受，痛苦之处是全过程的心理矛盾。 这不是李念一个人的感受。 "80后"，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起点与轨迹曾经无比清晰，也被寄予厚望。生活的 答案似乎天生存在，不需要多余的追问。 面对压力，他们更倾向于把担子默默扛下来，再苦再累也先把事情做完。这种顺从与担当 ...

80后职场中层管理者的职业倦怠与转型 - 40岁的李念在公家单位工作近15年并升至处级后提出辞去部门负责人职务 其升职后感到责任更沉重 工作内容更脱离实在感 并需要应对拒绝不了的人情世故和躲不过的暗中较量 这些消耗使其筋疲力尽[2][4] - 80后一代人作为社会中流砥柱 面对压力倾向于把担子默默扛下来 但他们在漫长消耗中更容易被掏空 与00后整顿职场和95后拒绝升职相比 80后很少轻易转身说“不” 却也越来越难说服自己继续忍受[6] - 当80后决定去赌一把并说出“我不想干了”时 生活的答案虽不确定 但好像没这么沉重[7] 中层管理职务带来的具体痛苦与无效工作 - 处长职位让李念必须24小时待命 即使凌晨两点接到电话也要立刻工作 且对不合理要求也需马上执行 提出不同意见会遭点名批评[8] - 李念曾花数月制定一个办法 但明知需先解决其他历史问题才能生效 却在无人理会那些问题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工作 导致沟通成本、人力成本和部门博弈成本增加却拿不出任何成果[8] - 李念几乎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深夜12点 调度经济指标的频率从每周变成每天再到一天无数次 但其手中除了“吓人的数据”外没有任何可见成效[8] 心理健康的崩溃与辞职转折点 - 李念因抑郁与焦虑彻底压垮 出现确诊、失眠和轻生念头 其深夜睡不着时会想到年龄还不大的孩子并琢磨不明白自己为何陷入如此境地[10] - 真正的辞职转折点发生在听到丈夫说“痛苦已经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忍受呢”的那一刻 当时李念正因无法呼吸而坐在路边长椅上休息[10] - 李念最终在领导办公室提出辞职请求 并意外得到理解 后被安排到“边缘部门” 新岗位虽清闲但让其有时间读书、写作和陪伴家人[10][11] 基层单位中层管理者的类似困境 - 44岁的陈晴在东部沿海城市某基层单位被提拔为科长后 其工作被“非本职工作”占据 一直处于“活人微死”状态[16] - 频繁大型活动期间 陈晴需进社区与村社干部们熬夜值守 白天照常上班 吃千篇一律盒饭 洗澡只能趁下班回家 即使放假也被规定必须待在离单位30分钟车程内[16] - 陈晴曾一起值班的同事凌晨两三点下班开车回家时遭遇事故 虽仅受轻伤但留下心理阴影 陈晴至今想不通这样究竟有什么意义[16] 企业中层管理者在组织变革中的压力 - 41岁的田怡在云南一家大企业做人资经理十多年 离职前两次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与焦虑 最严重时出现短暂解离现象[19] - 2018年起六家公司整合进同一集团后 田怡作为人事部门负责人夹在上下之间：上有集团董事长催结果 下有六家分公司各怀立场并频频抗拒 即使普通考勤制度也能引来无休止反对[20] - 绩效工资比例调整本为激励 却被分公司领导当作“失去了惩罚下属的手段”而鸡蛋里挑骨头 集团汇报会上分公司领导的“微表情”和“刻意语气”让田怡如芒在背[20] 辞职后的生活调整与新发现 - 田怡从2023年8月提出辞职但被拖到11月后才离开 离职前需完成公司薪酬制度和绩效制度并交接[22] - 辞职后田怡一边治疗抑郁症一边尝试做手工 其串项链时发现天已黑掉 才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如此专注干一件事[23] - 田怡至今仍需吃药且偶尔陷入无力 但这一次其愿意承认这也是生活本身[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