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以新书《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为引，批判性地探讨了“真我”这一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下的演变，核心论点是：现代社会中备受推崇的“真实自我”并非一个先在的、独立的实体，而是特定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实践的产物，尤其在当代，个体通过自我商品化和情感劳动来追求“真我”，反而可能导致自我异化和在关系中的迷失，文章最终倡导应更多地活在与他人的具体关系中，而非沉溺于“真我”的孤岛[1][25][26] 现代主体性与“真我”观念的历史形成 - 现代主体/个体形象诞生于16-17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人从自然与神学秩序中解放，凭借自身理性能力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单位[4][5] - 现代主体的核心在于其“内在的深度”和理性能力，真实性来源于自身的“内心世界”，形成了“自我封闭、内在一致的身份认同”，即原子式个体[5][8] - “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源于18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其基本概念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真实的自我，并与非我的事物分离，追求“真我”主宰一切[5] - 对“真我”的理解存在两种形式：一是认为“真我”预先存在于内在，只需通过实践（如忏悔）让其显现（卢梭）；二是认为“真我”是忏悔等自我实践所创造出的效应，主体性是操演的结果（福柯）[7] 当代对“真实性”的痴迷与新自由主义批判 - 当代人对“真实”的痴迷源于对“真我”的信仰，追求真实即追求“真我”及其所承诺的真实生活与世界，“真实性”已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石[9][12] - 对“真实性”的批判应置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谱系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将“真我”的显现、实现与商品消费联系起来，现代主体的忏悔机制演变为“告诉我你买的商品，我将告诉你是谁”[14] -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权力机制从外部规训转变为作用于个体自身的精神政治，通过鼓励个体追求真实自我和美好生活，促使个体进行自我剥削和自我工具化，成为“人力资源”或“人体电池”[16][17] - “真实性”一词包含三重含义：对象的真实性（判断真伪）、某种品质（如自然、共情）、自我的真实性（本真性），其中“自我的真实性”是现代个体最焦虑的问题[10] 自我商品化、人设与情感劳动 - 在当代，个体普遍自我商品化，成为个人品牌，在各类媒介中塑造“人设”，将自己打造为生产情感价值的人形机器用以牟利，甚至在亲密关系中也工具化他人[1][17][25] - 明星、网红“塌房”现象暴露了自我塑造的“人设”与他人期待之间的张力，为弥合裂隙，出现了调整人设符合期待或利用张力打造“反人设”两种策略，其逻辑一体两面，目的均为牟利（包括物质与象征利益）[18] - 观众并非外在于此现象，而是积极参与维持这场围绕“真实”、“自我”与情感的游戏与劳作[20] 身份政治、人格测试与自恋的“岛宇宙” - 身份政治与“真实自我”观念紧密相关，“身份”成为识别自我与群体的主要标记，通过排斥实践来提纯“真实性”，导致形成各自封闭、边界清晰的“岛宇宙”[20][22] - MBTI测试等通俗心理学、人格学工具背后的焦虑与欲望皆与“真我”相关，通过获得人格模型来确认“真我”形象并简易区分他人，反映了对自我确定性的渴望和对他人的认知焦虑[23] - 围绕“真实性”和“真我”的幻想与焦虑充满强烈的自恋色彩，现代主体从构想之初就呈现出一种唯我的、自足的形象，为当代的矛盾处境埋下祸根[24] 关系中的自我与出路 - “我”并非活在无人的孤岛，“我是谁”并非仅由“我”确定，还依赖于具体处境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他人的目光”是我们必然的遭遇[25] - 自我感觉与他人看法之间存在张力，如果没有他人的目光，“我是我”只是无声的沉溺，“我”总是公共性的，生活在与他人共享的世界中[25][26] - 只有在与他人的具体关系和共同在世的行动中，“我”才成为“我自己”，而非在孤独沉思与自我封闭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