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产业政策模式 - 政策模式被批评为“交易式治理”，即由总统、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等交易制定者逐一挑选赢家和输家，而非系统的产业政策 [4] - 特定公司通过接洽白宫和谈判获得大量公共投资，并吸引私人资本涌入，但缺乏对竞争对手和产业格局的全面考量、透明度及问责制 [5] - 这种做法缺乏连贯性，存在使某些私营市场参与者获利和错误配置私人资本的风险 [13] 关键矿产与半导体产业 - 在关键矿产和半导体等领域，由于中国的主导地位构成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干预存在必要性 [7] - 美国需要明确的使命和制度能力来发展关键矿产产业，包括确定是在国内生产还是与加拿大等伙伴合作 [8][9] - 芯片计划投入了400亿美元，吸引了五家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建厂，但资金发放过程缓慢，耗时数年 [11][12] - 即使立即行动，稀土等领域也可能需要5到7年才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13] 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投资 - 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私人资本投入巨大，预计今年资本支出接近5000亿美元，存在泡沫风险 [16] - 在私人资本大量涌入的行业，公共资本应保持谨慎，政府更应关注监控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而非追加投资 [16] - 产业政策的优先重点应是关键矿产等领域，而非人工智能 [17] 汽车行业与关税政策 - 全面、激进的关税政策可能导致10年后美国汽车市场完全内向，汽车价格更高、竞争力更弱、功能不及中国等市场 [18] - 广泛的关税覆盖汽车、鳄梨、劳力士手表等所有进口商品，被认为不利于贸易和经济增长，并加剧价格上涨 [20] - 有针对性的关税政策，如特朗普在重新谈判NAFTA时针对国内汽车制造，或拜登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合理 [21] - 全面的高关税将损害消费者利益，价格持续上涨日益成为政府面临的问题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