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行业自律要求 - 机构应加强合规建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并按照业务规范要求承揽和开展业务 [6] - 机构应建立业务记录制度，记录执业过程并形成工作底稿，出具的报告或文书需由承办人员签字并加盖机构印章，双方留存备查，按规定需报送的应报送税务机关 [7] - 机构应支持涉税服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以保持专业胜任能力 [8] - 在业务实施过程中，机构及人员应加强对委托人的税法宣传辅导，促进提高税法遵从度 [9] - 为委托人提供专业服务时，机构及人员应如实准确按照服务类别对应的税收分类编码开具发票 [10] 税务机关的管理与服务措施 - 税务机关对税务师事务所实施行政登记管理，并建立健全管理工作机制，对机构及人员实行涉税业务的集中管理与服务 [11] - 税务机关加强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实现数据集成、智能分析、风险提示、实时监控和信息推送等功能 [11] - 税务机关加强实名制管理，运用信息技术对机构及人员赋予信用码，并建立业务信息采集制度，利用信息化平台分类采集信息 [11][12] - 税务机关在门户网站、电子税务局和办税服务场所公示机构名单及其信用情况，同时公示未经登记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重点监管对象名单和失信主体，并提供信用等级及排名查询服务 [12] - 税务机关对机构及人员实行风险管理，对其逃避管理、不依法纳税、执业违规等风险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并加强对其发布违法违规信息问题的监测及处置 [12] - 税务机关加强对机构及人员的宣传辅导及业务培训，建立健全与机构、行业协会、纳税人之间的沟通机制 [12] - 税务机关加强对税务师行业协会的监督指导，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并与其他相关行业协会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强化行业自律监督，引导合规诚信经营 [12] 税务机关的执业情况检查内容 - 检查内容包括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内部制度建设情况、报送的基本信息、执业资质以及报送的业务信息 [13] - 检查内容还包括机构执行涉税专业服务业务规范的情况、涉税报告和文书留存备查情况以及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13] 固定资产折旧扣除限制 -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但部分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17][19] - 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17][19] - 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还包括：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19]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 企业数字化与国内税收收入呈正相关，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税收与GDP的比率越大，企业使用更多ICT投入生产更可能纳税且纳税更多，但无法确定因果关系 [12][13] - 企业数字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大小取决于政府数字技术（GovTech）水平，一个标准差的企业数字化提升，可使税收与GDP比率最多提高3个百分点，企业纳税与营业额比率最多提高0.12 - 0.32个百分点 [17] - 企业数字化增强国内税收动员主要通过提高合规性，对合规风险较高的企业影响更明显，奥克萨卡 - 布林德分解表明，服务业中未解释部分（包括合规成本渠道）占数字化与纳税关系的40 - 70% [17] - 企业数字化和GovTech存在显著协同效应，政府在税收管理中成熟运用数字技术时，企业数字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更强 [17] - 应采取双管齐下的数字化策略，同时推动GovTech和企业数字化，以提高税收收入，数字化投资成本可能被未来税收增加抵消 [14][89]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引言 - 政府数字化（GovTech）对税收征管的好处已得到认可，新ICT技术应用可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但企业数字化对税收收入的作用研究较少 [9][10] - 论文通过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研究企业数字化、GovTech与税收收入的关系，提出三个问题：企业数字化进展是否有助于税收征管、通过哪些渠道增强税收征管、企业数字化和GovTech是否存在协同效应 [11] 文献综述 - 企业数字化有诸多好处，如提高企业增长、工资水平和抗冲击能力，相关研究还探讨了促进企业数字化的政策 [16][18][19] - 公共行政数字化对国内税收动员很重要，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化与税收收入有强关联，采用数字工具可增加税收收入 [19] - 关于企业数字化对税收征管的作用证据不足，一些研究指出企业数字化不足是充分利用GovTech提高税收合规性的制约因素 [20] 实证分析 国家层面证据 - 采用世界银行数字采用指数（DAI）衡量企业数字化，联合国电子政务指数衡量政府数字化，还选取了其他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23] - 企业数字化程度高的国家税收收入更高，回归分析证实了税收收入与企业数字化的正相关关系，且企业数字化对税收收入的预测能力强于电子政务和家庭数字化 [24][35] - 企业数字化与税收收入关系的幅度较大，一个标准差的企业数字化指数提升，可使税收与GDP比率提高3个百分点，若低收入国家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数字化水平，税收与GDP比率预计增加约7个百分点 [37] - 企业数字化与税收收入的关系在电子政务水平高时更强，表明企业数字化和GovTech存在互补性 [40] - 估计国家特定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和电子政务存在协同效应，且该结果对多种衡量政府数字采用的代理变量具有稳健性 [41][43][46] - 一些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若不同时在GovTech和企业数字化两方面努力，可能无法充分获得数字化的财政收益 [47][48] 企业层面证据 - 采用Orbis数据集，以企业所在行业使用ICT投入的份额衡量企业数字化，样本涵盖56个国家约3600万家非金融企业 [49] - 企业数字化与纳税概率和纳税额呈正相关，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中，企业数字化对扩大税基的边际影响更大，对税收合规性的影响也更显著 [58] - 与国家层面结果相比，企业层面数据估计的数字化对纳税的影响较小，说明更细致的数据有助于控制潜在的国家层面混杂因素 [58] 机制：企业数字化的异质性效应 - 探讨企业数字化与税收关系的异质性，估计企业ICT与企业规模、非正规程度和税收管理数字化三个方面异质性的交互项 [63] - 企业数字化和GovTech存在正协同效应，在EMDEs中，税收机构ICT支出增加时，企业数字化对纳税概率的影响显著；在发达经济体（AEs）中，税收机构ICT支出增加时，企业数字化对纳税额（相对于营业收入）的影响显著 [68][70] - 企业数字化对小企业或非正规程度高的国家的纳税影响更大，表明提高合规性是税收增加的主要渠道 [74] 平均纳税差异的分解 - 采用奥克萨卡 - 布林德分解量化企业数字化的合规效应，用企业息税前利润（EBIT）和其他特征估计企业所得税负债，计算实际与潜在纳税差距 [78][79] - 分解结果表明，服务业中未解释部分（包括合规成本渠道）占数字化企业比非数字化企业多纳税的40 - 70%，制造业中企业数字化对纳税的积极影响主要由可观察差异解释 [84] 结论 - 企业数字化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但无法确定因果关系 [85] - 企业数字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大小取决于GovTech水平，若低收入国家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数字化水平，税收与GDP比率差距将接近减半 [86] - 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合规性增加税收收入，对小企业和非正规程度高的企业影响更明显 [87] - 企业数字化和GovTech存在显著协同效应，两者相互促进，提高税收收入 [88] - 应采取双管齐下的数字化策略，同时推动GovTech和企业数字化，数字化投资成本可能被未来税收增加抵消 [89][90] -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发展中国家需创造有利环境，解决制约因素，以实现企业数字化和GovTech的协同效应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