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介绍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举办的“文景之治——帝陵深处的盛世图景”特展，该展览通过来自汉景帝阳陵与汉文帝霸陵的184套（253件）珍贵文物，以三重叙事脉络展现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就，并强调了近期考古发现（如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4][9] 汉初社会经济背景与文景之治 - 西汉初年因秦末战争和楚汉之争导致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出现“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惨状 [1] - 汉高祖、汉惠帝和吕后时期大力发展农业，恢复社会生产力，为国家发展奠定基础 [1] - 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期间出现“文景之治”，史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库充盈 [2] - 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并对后世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起到借鉴作用 [3] 特展概况与考古发现 - 特展精选来自汉景帝阳陵与汉文帝霸陵的184套（253件）珍贵文物，包括阳陵出土的15件国家一级文物、37件二级文物，多件文物为首次亮相 [4] - 展览以“汉家陵阙”、“治国之道”和“盛世华章”三重叙事脉络展开 [4] - 传统认为汉文帝霸陵位于“凤凰嘴”，但2019年考古发现证实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同处一个大陵园，符合“同茔异穴”葬制，确认为汉文帝霸陵，纠正了千年讹传 [7][9] - 汉景帝阳陵是“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经过四十多年考古勘探，探明其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从葬坑、礼制建筑等多部分组成，是保存最完整的西汉皇家陵园之一 [6][7] 汉家陵阙与都城规制 - 西汉11位皇帝中，除汉文帝和汉宣帝外，其余9位葬于咸阳塬，形成壮观的帝王陵墓群 [5] - “汉家陵阙”单元通过瓦当、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构件展现汉代建筑技艺 [10] - 汉阳陵从葬坑是仿照西汉中央官署布局的“地下朝堂”，结合对汉长安城布局的研究，重现了都城建筑的恢弘气象 [10] 治国制度与政策 - 文景时期承袭秦制，实行帝制、三公九卿制，帝陵外葬坑象征三公九卿，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管理理念与官僚架构 [11][12] - 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统领众官、掌管军队、负责监察 [13] - 九卿包括太常、少府、太仆、郎中令、宗正、大理、卫尉、大行令、大农令，分管礼仪、税收、车马、禁卫、宗亲、刑法、警卫、民族、农业等事务 [14] - 推崇黄老之学，轻罚慎刑，废除肉刑，整顿吏治，以争取安定社会环境 [15] - 在秦制基础上发展出更完善的度量衡制度，制定标准器，保障社会治理标准化，促进经济秩序稳定 [15] - 对外慎战，北和匈奴、南抚岭南，同时扩养苑马、积极备战，基本确保边疆稳定 [16] -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将诸侯权力收回中央，大量裁撤诸侯国官吏，加强中央集权 [16] 军事与武备 - 汉霸陵、汉阳陵出土的兵马俑和车马器，佐证了文景时期秣马厉兵、固本强军的军事举措 [18] - 出土文物包括着衣式骑兵俑、武士俑、铜弩机、铜镞、各类鎏金车马器（如盖弓帽、衡末、车轙）等，体现了当时的军事威仪与备战状态 [17][18][19] 社会经济与生活景象 - 文景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达到“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的景象 [19] - 出土文物如陶牛、陶灶、陶井、铜釜、彩绘陶鼎、铜钵、彩绘陶盒等，反映了当时的饮食、炊器、仓储等日常生活与宴饮场景 [20] 文化艺术与工艺 - 物质繁荣促进了礼乐兴盛，编钟、编磬、铜纽钟、石磬、鎏金铜磬架等文物展现了宫廷与贵族宴饮、祭祀时的礼乐活动 [21] - 工艺技术进步体现在器物美学上，如线条简洁的连弧纹铜镜（日光、星云、蟠螭、昭明等纹饰）、工艺精巧的玉蝉、玉剑饰、金银饰品等 [22] - 各类陶俑（如舞女俑、文吏俑、侍女俑、宦官俑、刑徒俑）以及动物俑（陶马、狼犬、山羊、家犬）生动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阶层、服饰与生活图景 [11][15][22] 展览信息 - 展览名称：“文景之治——帝陵深处的盛世图景” [4] - 展览地点：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博物馆）一层临时展厅 [27] - 展览时间：2025年9月23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7] - 开放时间：9:00-17:00（16:3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27]

遗址概况与规模 - 陕西罗家河遗址位于淳化县罗家河村泾河东岸台地 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发掘面积约14200平方米[2] - 遗址文化内涵为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距今约4800年至4200年[1] - 经过系统发掘 共清理出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各类遗迹1068处 包括灰坑、仓窖、房址、陶窑等[2] 仓储功能核心发现 - 考古人员初步甄别出17座储粮仓窖 并在4座仓窖底部提取到碳化农作物颗粒[3] - 仓窖形制均为圆形或椭圆形袋状坑 最大直径3.68至4.42米 最小直径1.53至1.7米 深1.06至3.8米[2] - 根据17处仓窖遗迹容积计算 总容积约390立方米 估算可储存粟的总重量约300吨[10] - 个别灰坑内出土了农作物秸秆编织物遗存 其编织方式与捆扎粮食的痕迹相似 证明存在含穗贮存方式[4] 出土文物与工艺 - 遗址出土文物丰富 目前已修复整理的各类文物达1003件 种类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等[5] - 出土了龙山时期的筒瓦和板瓦 制作精细 上面留有纹路痕迹[6][7] - 出土陶器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 部分表面经过磨光处理 显示出一定的工艺水平[7] - 出土一件高32.3厘米的陶制釜灶 是当时烹制食物的器具 底部有开口用于放置燃料 中部设有三个排烟孔[8] 聚落性质与社会意义 - 遗址是一个以仓储功能为核心的专业化聚落 并非人们的常住地 生活在此的人们主要职责是看管粮食[9][10] - 在遗址及周边区域未发现同时期的墓葬 进一步支持其作为专业化仓储聚落的判断[10] - 遗址的发现为探讨关中地区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证明当时已出现阶级分化和管理阶层 存在专门的粮食储备基地[9][10] - 选址可能基于地理环境考量 三面环水、一面环台地 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 并可能利用水运进行粮食的运输、集中管理和再分配[10] 动植物遗存与环境信息 - 结合植物考古学方法 从样本中获取了800多份碳化植物 主要是粟和黍 还有稻和大豆 贮存方式包括含穗贮存、脱粒贮存和脱壳贮存[3] - 遗址出土了大量骨角蚌器以及18种动物的骨骼 来自80多个遗迹单位与地层[11] - 可鉴定动物涵盖4纲18种 包含水生动物、鹿科动物以及家养动物等[11] - 动物群分析表明 当时遗址周边气候比较湿热 温度比现在高 例如发现了现今大多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獐这类动物骨骼[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