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概况与核心发现 - 位于云南省抚仙湖南约5公里处，海拔1836米，是一处距今约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3][4] - 遗址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其中35件被鉴定为人工加工的木器，刷新了东亚地区同类工具的最早纪录[2][3][6] - 出土遗存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展现了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3][12] 木器的保存条件与鉴定 - 遗址为古抚仙湖湖岸河湖相沉积，在饱水、稳定、快速埋藏的缺氧环境下，大量有机质材料得以完好保存[4][5] - 通过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确认木器为人类加工和使用工具[8] - 32件木器有明确人工修理痕迹，被加工出用于挖掘的尖端；19件标本保留削刮痕，17件尖端有使用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8] - 多数木器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并提取到植物淀粉粒，证明其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地下植物根茎[8] - 使用燧石工具成功复刻木器并进行挖掘实验，加工与使用痕迹与出土标本相似，辅证了其人工属性[9] 木器的材料与形态特征 - 制作木器的树种主要为松属，约占70%，显示了古人类对针叶材树种的偏好性利用[4][6] - 木制工具形态多样：包括2件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独特钩状尖刃可能用于切断植物根系，其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8] 伴生石器与骨角器 - 遗址出土丰富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原料主要为小型燧石团块[10] - 石器个体普遍细小，加工痕迹局限在刃口，疤痕细小连续，这与遗址周边5公里范围内缺乏石器原料有关，古人类需从远处携带便携小型石器进入遗址[10] - 出土4件用鹿角残段制作的角锤（软锤），打击端有明显使用痕迹，是古人类石器技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10] - 研究表明，石器被用于加工木器（尤其是尖部）和肢解猎物[11] 植物遗存与环境背景 - 遗址出土数万粒植物种子，目前被识别出60多个属，包括多种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种子，还有孢粉类微体植物化石[4] - 大量完好的植物遗存（如果实、种子）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狩猎采集对象、行为方式和食谱提供了关键材料[4][12] 学术价值与意义 - 该发现是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及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12][13] - 研究成果为“东亚竹木器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明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大大拓宽了对早期木器加工技术和使用功能的了解[13] - 多方面改写了学术界对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能力与方式，以及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及其成因的认识[12] 年代测定方法 - 在超出碳十四技术测年范围的情况下，采用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等方法交叉测年[14] - 最终依靠光释光技术结合电子自旋共振方法和贝叶斯分析模型，确定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为距今36万-25万年[14]

核心观点 - 云南甘棠箐遗址出土了约30万年前的35件保存完好的木器 这是东亚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木器 主要功能是挖掘植物根茎 这一发现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 并为“东亚竹木器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证据 [1][2] - 遗址同时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等多学科材料 揭示了东亚古人类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技术发展路径、认知能力和广谱的植物性资源利用策略 挑战了以往关于东亚古人类技术落后的观点 [1][3][5][6] 考古发现概述 - 遗址位于云南省抚仙湖南约5公里处 于1984年发现 并在2014-2015年、2018-201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 揭露面积64平方米 挖掘深度3.5-7米 [1] - 出土遗物包括35件保存完好的木器、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 木器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 [1] - 由于木材易腐烂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木制工具全球罕见 此前仅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有少量发现 甘棠箐木器是东亚最早者 [2] 木器发现的意义 - 出土木器被认定为“挖掘棒” 功能是对可食性植物根茎的挖掘 证明了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 木器在其生存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1][2] - 这一发现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 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及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2] - 长期以来存在的“东亚竹木器假说”认为该地区古人类高度依赖竹木器 但苦于缺乏实物证据 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为该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 石器技术的重新认识 - 遗址出土的石器多为小型刮削器 形态简单 加工痕迹精细 具有东亚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传统特点 [1][3] - 部分石器刃口处有细小匀称的修理痕迹 表明制作者具备细致加工的能力 伴生的软锤材料是东亚最早发现 在世界同期遗址中也罕见 [5] - 软锤的发现证明当时东亚先民在石器技术上并不落后于西方同期人群 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其特长 石器特点受制于优质原料缺失 从而催生了对石材的精细加工和对木质材料的开发利用 [5] 古人类生存策略与资源利用 - 遗址保存了大量植物遗存 首次揭示了古人类食谱中包含松子、榛子、猕猴桃、多种浆果及葡萄等广谱型植物食材 [6] - 遗址首次提供了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的可靠证据 揭示了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用策略 [6] - 与欧洲北温带环境以狩猎大型哺乳动物为主导的策略不同 甘棠箐古人类以植物资源为重要食物对象 这揭示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东亚古人类因地制宜的适应策略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