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学研究年度核心成果 - 2025年是古人类学领域的丰收年 多项研究在古人类身份鉴定、生存技术与适应策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1] “龙人”化石的遗传学鉴定 - 通过对在黑龙江哈尔滨附近发现的、生存时代不晚于距今14.6万年的“龙人”头骨化石进行研究 科研团队成功提取了古蛋白信息和微量古DNA [2][3] - 遗传分析结果显示 “龙人”属于此前已知但形态神秘的丹尼索瓦人（“丹人”） 这是首次通过面部特征完整的化石确认该人群的形态 [3][4] - 这一发现为厘清包括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等在内的东亚古人群之间的互动与演化关系提供了关键信息 [4] 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生存方式 - 在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发现了35件保存完好、约30万年前的木器 伴生大量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和植物种子 [5][6] - 对木器的分析显示其由松木制作 表面有加工和使用痕迹 尖端残留的土壤中包含植物淀粉粒 证明其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植物食材 [6] - 该发现证明当时人类已使用竹、木、骨、角、蚌等多种材料制作工具 技术能力与生存方式比此前认知更为丰富 同时揭示了古人类“荤素搭配”的广谱食材结构 [6][7] - 通过交叉测年手段 确定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为距今36万到25万年之间 [7] 古人类适应寒冷环境的策略 - 在银川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出土了46件距今1万多年、以普氏原羚股骨制成的小型打制骨器 [9] - 对骨器表面痕迹的分析表明 其磨损特征与加工兽皮的实验样本高度一致 证明它们是处理兽皮的工具 用于制作御寒衣物等过冬准备 [9] - 结合同遗址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工具 证实了该古人群具备制衣御寒的能力 [9] - 部分骨器上还发现了与加工禾本科植物和木材相关的痕迹 表明当时人群拥有一套成熟的资源优化策略 以多样化储备应对严冬 [10]

古人类学与考古学年度亮点成果 - 2025年古人类学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通过遗传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手段，对“龙人”身份、远古人类饮食结构及御寒工具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揭示 [2][3] “龙人”化石的遗传学破译 - 通过对在黑龙江哈尔滨附近发现的“龙人”头骨化石进行古蛋白和古DNA提取，科研团队成功将其鉴定为丹尼索瓦人，这是对该神秘古人群形态认知的重大突破 [5] - “龙人”个体的生存年代不晚于距今14.6万年，其所属的丹尼索瓦人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 [3][5] - 该研究为厘清东亚地区古人群（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北京人等）之间的互动与演化关系提供了新的关键拼图 [5][6] 远古人类饮食结构与工具 - 在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发现了35件距今约30万年的保存完好的木器，伴生大量石器、骨角器及动植物化石，改写了学界对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能力的认知 [7][9] - 对木器的分析显示，其表面存在人为加工与使用痕迹，尖端残留的土壤中包含植物淀粉粒，证明其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植物食材，揭示了远古人类“荤素搭配”的广谱食谱 [9][10] - 研究通过实验考古成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并采用多种测年手段将遗址人类活动时间确定为距今36万年至25万年之间 [9][10] 古人类御寒与生存策略 - 在宁夏银川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出土了46件距今1万多年、以普氏原羚股骨制成的小型打制骨器 [11][13] - 对骨器表面痕迹的分析表明，其磨损特征与加工兽皮的实验样本高度一致，证明它们是用于处理兽皮以制作御寒衣物或居住设施覆盖物的专业工具 [13] - 研究还发现部分骨器具备加工植物和木材的痕迹，表明当时人群拥有一套成熟的资源优化策略，通过多样化的工具组合和资源储备来应对严酷环境 [13]

考古发现概况 - 联合考古队在2024年度南或河流域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中新发现旧石器地点30处，其中至少有8处地点观察到原生地层 [1] - 本次调查以正在发掘的南或河遗址（BN1）为中心，向上下游进行全面调查，新发现地点按顺序编号至BN30 [3] - 调查共采集石制品1191件，大部分分布于南或河两岸河曲弯道沉积区的Ⅰ级和Ⅱ级阶地，部分发现于更高阶地 [3] 石制品特征分析 - 采集的石制品原料多样，包括砂岩、凝灰岩、泥岩、灰岩、砾岩、沉积岩、片麻岩、石英岩、石英等，其中以砂岩和灰岩为主 [3] - 由于流域上下游基岩不同导致河流砾石存在差异，使得上下游不同地点的原料种类和丰富度也有所不同 [5] - 石制品具有典型的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特点，同时包含典型的和平文化特征 [5] - 和平文化指的是东南亚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狩猎采集人群向定居人群过渡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石核工具文化 [5] 文化意义与年代 - 调查所得各地点的石制品文化面貌与发掘点BN1所获石制品面貌特征一致，其已知年代学数据可早至距今1.4万年 [7] - 这是海南地区目前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单个遗址面积最大、石制品数量和文化内涵最丰富、年代最老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群 [7] 研究价值与前景 - 部分调查地点经解剖仍保留有原生地层，为下一步在流域内系统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基础和工作方向 [7] - 对各调查点采集石制品进行技术分析，研究南或河流域该阶段的史前文化传统，可以为解决中国华南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互动这一重大国际前沿学术课题提供重要线索 [7]

核心观点 - 云南甘棠箐遗址出土了约30万年前的35件保存完好的木器 这是东亚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木器 主要功能是挖掘植物根茎 这一发现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 并为“东亚竹木器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物证据 [1][2] - 遗址同时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等多学科材料 揭示了东亚古人类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技术发展路径、认知能力和广谱的植物性资源利用策略 挑战了以往关于东亚古人类技术落后的观点 [1][3][5][6] 考古发现概述 - 遗址位于云南省抚仙湖南约5公里处 于1984年发现 并在2014-2015年、2018-201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 揭露面积64平方米 挖掘深度3.5-7米 [1] - 出土遗物包括35件保存完好的木器、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 木器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 [1] - 由于木材易腐烂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木制工具全球罕见 此前仅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有少量发现 甘棠箐木器是东亚最早者 [2] 木器发现的意义 - 出土木器被认定为“挖掘棒” 功能是对可食性植物根茎的挖掘 证明了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 木器在其生存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1][2] - 这一发现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 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及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2] - 长期以来存在的“东亚竹木器假说”认为该地区古人类高度依赖竹木器 但苦于缺乏实物证据 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为该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 石器技术的重新认识 - 遗址出土的石器多为小型刮削器 形态简单 加工痕迹精细 具有东亚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传统特点 [1][3] - 部分石器刃口处有细小匀称的修理痕迹 表明制作者具备细致加工的能力 伴生的软锤材料是东亚最早发现 在世界同期遗址中也罕见 [5] - 软锤的发现证明当时东亚先民在石器技术上并不落后于西方同期人群 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其特长 石器特点受制于优质原料缺失 从而催生了对石材的精细加工和对木质材料的开发利用 [5] 古人类生存策略与资源利用 - 遗址保存了大量植物遗存 首次揭示了古人类食谱中包含松子、榛子、猕猴桃、多种浆果及葡萄等广谱型植物食材 [6] - 遗址首次提供了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的可靠证据 揭示了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用策略 [6] - 与欧洲北温带环境以狩猎大型哺乳动物为主导的策略不同 甘棠箐古人类以植物资源为重要食物对象 这揭示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东亚古人类因地制宜的适应策略 [6]

研究核心发现 - 在云南甘棠箐遗址发现35件保存完好的木制工具，年代约为30万年前（36.1万至25万年前）[2][6] - 这些木制工具由古人类加工制作，主要用于挖掘地下植物食材，而非狩猎[2][7][12] - 该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木器研究的空白，并表明在中更新世的东亚地区，木质工具在古人类生存和适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8] 遗址与出土物概况 - 甘棠箐遗址是云南省玉溪市发现的第一个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4] - 遗址原生地层中保存了丰富的木器、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及植物遗存[12] - 木制工具与石器、鹿角棒（软锤）以及有切割痕迹的骨头一同出土[6] 工具特征与使用证据 - 木制工具包括挖土棍和小型、完整、手持的尖头工具[7] - 工具尖端存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断裂破损等人为加工痕迹，且痕迹具有特定部位和方向性[7] - 部分工具尖端保留有土壤残留物，其中包含植物淀粉粒，直接证明其用于挖掘植物根茎[7] - 研究团队通过实验模拟，成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制工具并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辅证了工具的用途[7] 学术意义与影响 - 此前全球仅在欧洲和非洲发现过两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木质工具，且均为狩猎用具，此次发现将木制工具的使用范围扩展到植物食材挖掘[2][12] - 该发现改写了学界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能力、方式以及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认识[12] - 研究为“竹木器假说”提供了实证，揭示了热带、亚热带环境下东南亚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12] - 这些工具的复杂程度弥补了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组合看似“原始”的方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