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代爱情正经历一场变革，表现为校园恋爱人口减少、与AI或虚拟伴侣互动增多、以及situationship等新型关系流行，但其中仍潜伏着传统的情感结构[1] - 爱情的本质与“金钱”紧密纠缠，历时百年，其深度远超“情感资本主义”等社科概念所能涵盖，张爱玲与简·奥斯丁等作家恢复了金钱在爱情叙事中的抒情功能[2][44][46] - 五四运动倡导的“一对一”排他性爱情模式具有革命性，但也存在阴暗面，未能完全改变两性关系中的权力结构，男性的自恋与利己倾向依然存在，而当下situationship等现象部分地复兴了前现代的非排他性关系模式[26][27][33][36] - 在文艺作品中，爱情常与幸福结局分离，人类文艺史不断证明“爱情是不能幸福的”，其动人之处往往在于对幸福的放弃、幻灭后的残余或瞬间的璀璨，而非占有与长久[5][56][57] 沪港爱情的地域文化特质 - **香港爱情**的典型场景是**茶餐厅**，象征着香港市民生活的**世俗化**与**公共性**，是永不“罢工”的、更接近“真理”的爱情载体[11][14] - **上海爱情**的典型场景是**厨房**与**咖啡馆**，更具**私密性**、**故事性**与**表演性**，心意藏于亲手烹制的食物中，情感在逼仄空间内充满张力[11][14][15] - 两座城市的爱情叙事都**非常讲究日常生活**，尤其注重对“吃”的描写，这与城市的生命力余裕相关[11][12] - 近年来，全球大城市爱情的地域特征趋于模糊，国产爱情电影市场显著萎缩，票房占比从约**十年前的全盛期近三成**，**降至目前的不足一成**[16][19] 爱情模式的演变与“复古” - **五四爱情模式**的核心是强调**排他性**（一对一），这与中国传统爱情中男性可“一男多女”的模式形成关键区别[26][27][28] - 然而五四文学中的“一对一”主张与当时许多杰出男性的实际生活存在矛盾，这种排他性规范与后来的国家婚姻法及社会规范强化相关[27] - **“一男多女”模式**作为男性的集体幻想，在文学中持续存在，从《啼笑因缘》、《金庸小说》到《繁花》，常被赋予**社会政治隐喻**（如象征民国前途、改革开放的不同方向），从而被广泛接受[28][30] - 当代流行的**situationship（情境关系）** 体现了对排他性承诺的悬置，它并非全然复古，而是在性别平等有所推进的背景下，人们应对现代亲密关系压力的一种方式[32] 女性处境与爱情中的权力结构 - 五四的“个人解放”将女性置于**“被启蒙者”** 的位置，男性则以**“启蒙者”** 自居，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掩盖在浪漫与平等的口号下，反而可能加固了不平等[33][40][41] - 五四爱情的革命性更多属于男性，女性如**萧红、许广平**在现实中仍面临残酷困境，她们的梦想与自由常在与男性的“反革命日常伦理”碰撞中失落，或为家庭角色所牺牲[33][34][36][39] -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挑战了男性中心的观察视角，填补了男作家作品中**女性观察男性**的空白[45][46] - **张爱玲**的革命性在于填补了男作家另一盲区：揭示了女性在爱情中对**经济现实**（如房子、财产）的实际考量，而非仅仅被动接受精神启蒙[45] 金钱在爱情叙事中的角色 - **张爱玲与简·奥斯丁**的作品恢复了**金钱的抒情功能**，让金钱与情感“一体”，充满中介性、密度与悬疑感，而非简单对立[44][46][47][48] - 在奥斯丁的小说中，**财产是爱情的形象顾问**，人物出场首先带有经济身份，金钱与爱情公然难舍难分[46][48][51] - 奥斯丁通过精准的**经济细节**，将浪漫主义时代的写作推向现实主义，她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52] - 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文艺作品曾将金钱与爱情**简单二元对立**（如《牧马人》），张爱玲作品在80年代的重新走红，以其坦然的世俗态度构成了对这种结构的反拨[47] 文艺作品中爱情的终极意象 -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是“精明的困兽”，她对爱情结局持悲观态度，即使看似胜利（如《倾城之恋》），也清醒地认识到其短暂性（大概**十年八年**），她擅长刻画**浪漫幻灭后残余的东西**[53][55][56] - **毛尖**以“**一寸灰**”定义爱情，认为人类所有文艺史都在证明**爱情是不能幸福的**，激情的最大对手是时间，因此那些在毁灭前选择“放弃”、保留爱情最好状态的故事尤为动人[5][56][57] - **许子东**提炼的爱情意象来自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肥皂泡沫**，象征爱情的**脆弱、短暂**与**瞬间的致命吸引力**[57] - 从《纯真年代》、《贵妇画像》到《海上钢琴师》、《卡萨布兰卡》，经典爱情叙事的高潮常指向**对幸福的放弃或承担**，而非圆满占有[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