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概述 - 湖北省松滋市检察院对一起滥伐林木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案件当事人李某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 于2021年下半年至2024年4月期间零星砍伐林木累计1297株 活立木蓄积量达34.7143立方米 达到刑事立案标准[2] - 检察机关综合考虑李某为脱贫户、家庭唯一劳动力、无犯罪前科、主观恶性小、认罪认罚态度诚恳且案发后主动开展生态修复等因素 初步拟作出不起诉决定[2] - 2025年9月5日 松滋市检察院依法对李某作出不起诉决定[5] 案件处理与普法方式 - 检察机关决定将案件听证会开到案发地赶子幽村 以案释法进行普法教育[2] - 2025年9月1日 在村委会活动中心举行听证会 听证员经讨论一致认可拟不起诉意见[4] - 听证会后 检察官结合案例现场解答村民关于自留山砍树办证、构成犯罪标准等法律问题 讲解了盗伐滥伐、非法捕捞等农村常见违法犯罪的法律界限[4] - 全国人大代表吉明东对检察机关以案释法的做法给予高度认可 认为此举比发传单、开大会更管用 既能办准案子又能讲透法律[5] 案件效果与社会影响 - 案件办结后 李某积极补种湿地松进行生态修复 回访时树苗已抽枝展叶[1] - 李某表示将管好树、过好日子 不辜负检察官的信任[5] - 通过此案 赶子幽村村民的法律意识显著增强 再提砍树都会念叨需先办许可证[5] - 检察官总结认为 办案需守住法律底线并传递司法温度[5]

敦煌壁画《劳度叉斗圣变》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 该壁画是敦煌石窟壁画的主要题材之一，以佛教经典《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为主要依据，描绘了外道首领劳度叉与佛陀弟子舍利弗斗法，最终佛教获胜、外道皈依的故事 [4] - 该题材兴起于中唐，盛行于晚唐及五代，至五代、宋初数量显著激增，现存共计19铺，分布于莫高窟（14铺）、榆林窟（3铺）、西千佛洞（1铺）及五个庙石窟（1铺）[4] - 莫高窟第9窟与第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保存最为完整，其中第196窟的作品是晚唐时期“变文”艺术与壁画艺术融合的经典范例 [4][5] 壁画作为唐代司法制度的视觉呈现 - 壁画中央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的王者形象，其衣冠与《旧唐书·舆服志》中“诸州刺史正四品，服绯色、佩金玉带”的规制高度吻合，是唐代行政司法一体化下地方司法第一责任人的视觉转译 [6][7] - 王者高台两侧的胥吏、堆积如山的简牍文书以及笔墨纸砚，生动还原了唐代司法“文案立卷”制度，即断案必须制作完整的爰书、证言等文书并立卷存档 [7] - 王者手中紧握的形似法槌的短柄器物，是司法官裁判权的象征，对应唐代州县官对杖罪以下轻微案件享有“独任决断”的权力 [7] 壁画体现的诉讼程序与法治理念 - 舍利弗与劳度叉两大阵营对称分列左右，规模均等、人数相当，精准视觉转译了司法程序中“两造对质、公开审判”及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 [9][10] - 画面空间无遮蔽且边缘布满各类围观人群，复刻了唐代公开审判制度，其功能在于借助舆论监督司法官以及向百姓普及法律知识 [11] - 壁画通过宗教故事将“两造对质”、“依法裁判”等法治理念嵌入，使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理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文化传播方式 [13] 壁画隐喻的纠纷多元解决模式 - 斗法结局是劳度叉俯首认输并携外道皈依佛法，而非严惩，这暗含了司法目的重在平息纷争，契合中国古代“息事宁人”、“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12][14] - 晚唐敦煌地区，佛教寺院是官方认可的调解机构，可调解田宅、债务等民间纠纷，形成了官方裁断与宗教调解并行的双轨解纷模式 [8][14] - 这种多元解决模式是古代“无讼”理想的实践，为当代构建“源头治理”、“多元解纷”机制提供了历史借鉴 [14] 壁画反映的法律与宗教文化交融 - 居中裁决的王者神态既审慎又悲悯，体现了晚唐敦煌社会治理中，地方司法官断案时常援引“因果报应”等佛教理念进行教化 [8] - 寺院在敦煌兼具宗教、经济、社会职能，其调解民间纠纷的效力得到官府认可，调解书可加盖官府印信 [8] - 壁画展现了“礼法”与“佛法”的合体，让律法权威兼具条文威慑与道德感召，是法律规范与宗教信仰交融共治的独特治理密码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