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实施效果 - 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单位碳排放GDP水平，每增加一单位政策效度，单位碳排下的GDP增长38.7% [2] - 试点政策主导主题从"加强能耗管理"转向"节能项目申报"，前两次试点以工作文件为主，第三次以规范性文件为主 [2] - 试点城市通过高环境壁垒淘汰高碳排企业，保持产业"绿色浓度"并倒逼供应链绿色转型 [2] 产业结构调整机制 -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推动绿色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技术更新和新能源应用刺激绿色产业需求 [3] - 试点政策促进产业间技术应用与布局优化，但单一考核目标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有限 [3] 绿色技术创新作用 - 政策评价指数每提高一单位，绿色发明和实用型专利申请量分别增长49.5%和41.8%，技术升级效果强于策略性创新 [4] - 企业通过绿色技术降低碳排放符合波特假说中的创新补偿理论 [4] 异质性分析 - 市场化程度与政策效果呈"倒U形"关系，过度市场化可能因制度不完善导致减碳能力下降 [5][6] - 资源型城市政策效果排序：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非资源型，减排空间与碳排放基数正相关 [6][7] - 环境规制强度与政策效果正相关，地方政府执法成本低时政策落实更严格 [7] 城市画像与案例 - 政策效果最优城市组特征：中西部资源型城市+适度政企合谋空间（贪污腐败度0.029-0.039），平均处理效应0.199 [8] - 乌鲁木齐案例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变化与政策效果非线性相关，需灵活施策 [9] 政策启示 - 需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与AI技术结合，发展CCUS、氢能等新兴产业形成经济增长点 [11] - 建立碳排放统计报表制度和数据共享平台，将减排纳入政绩考核以激励地方政府 [12] - 央地环境分权需平衡，通过垂直管理减少执行偏差，同时推广优秀企业减排案例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