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与著作编写 - 全省党史部门将统筹推进党史研究、党史著作编写、党史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并重点推出一批党史研究精品力作 [1] - 将联合编撰《牢记殷殷嘱托——习近平总书记关怀指导四川亲历者口述实录》与《化关怀为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重要点位发展变化实录》以加强创新理论阐释传播 [1] - 将启动新时代四川党史文献征编工作，有序推进执政实录编辑、大事记编写、党代会文献征编等任务，以记录好治蜀兴川实践 [1] - 将健全省市县三级协同征集机制，围绕十八军进藏、地区行署史、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等主题广泛征集珍贵资源 [1] - 将严格对标中央党史基本著作，抓好四川党史三卷、四卷编写工作 [1] - 将用好四川特色红色资源，集中推出红军长征在四川、三线建设在四川等系列编研成果 [1] - 今年将编写出版《四渡赤水在四川详考》、《红军长征在四川大事记》等系列书籍，并牵头编制《四川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利用导则》 [2] 党史宣传教育与红色资源利用 - 将构建“理论读物+普及读本+视听产品+精品课程”的立体矩阵，以创新推动党史宣传教育 [2] - 将围绕红色四川等主题，积极创作推广党史短视频、微纪录片等融媒体产品，满足不同群体学党史、用党史的多元需求 [2] - 将联合相关单位挖掘阐释四川红色资源的地位贡献、革命精神、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推动研究成果更好转化利用 [2] - 将致力于打造四川红色研学品牌 [2]

情感史对党史研究的解释力拓展 - 情感史通过关注历史情境中人的情感体验、表达与互动，为理解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和凝聚变革力量提供了从“心”出发的新观察视角[1] - 情感史将传统党史叙事中相对忽视的党员情感、群众心态与集体情绪置于考察视域，致力于揭示驱动历史行为的情感逻辑与心态机制，例如通过研究全民族抗战初期红军“换装”事件，剖析官兵的身份焦虑与情感挣扎，令历史图景更为立体[2] - 情感史借助“情感治理”、“情感动员”等中观分析概念，连接党史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例如土地改革中的“诉苦”通过激发农民的“冤屈感”为阶级斗争提供情感正当性，揭示了情感成为政策落地与社会重组关键媒介的作用[3] - 情感史为构建中国特色党史研究框架提供了契机，有助于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融合情感联系与政治伦理的本土化情感治理体系，从而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更具穿透力的学理支撑[4] 情感史研究的内在张力与方法论挑战 - 历史文本的情感表达与真实体验之间存在诠释张力，研究者需审慎辨析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材料中“被叙述的情感”与“历史中的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避免对党史情感进行简单化还原[5] - 外来理论工具与本土经验材料之间存在适配问题，例如源自西方语境的“情感劳动”概念可能无法准确阐释党的群众工作中情感联系与政治伦理相互滋养的实践模式，存在将之简单理解为“情感操控技术”的风险[6] - 情感的普遍人性预设与党史情境特殊性之间存在认知张力，源自特定文化背景的现代心理学情感分类未必适用于党史中特有的情感形态，研究者需警惕“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情”的风险[7] - 情感解释维度需与其他解释维度协同平衡，党史发展是多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情感常扮演催化、强化或象征性表达的角色，而非根本性驱动力量，研究需将情感置于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互动场域中考察[8] 情感史研究的解释边界与方法整合 - 在史料运用层面，党史情感研究面临直接反映人物内心的一手记录稀缺的挑战，研究者需通过对档案、报刊、日记、口述等多类型材料的比对与互证，辨析政治话语与个体经验的差异[9] - 在分析方法层面，为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说服力，应主动借鉴话语分析、内容分析、叙事分析等成熟的文本处理方法，系统梳理革命话语中的情感修辞与集体叙事中的情绪脉络[9] - 在解释效力层面，必须清醒认识到情感因素难以单独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过度强调情感作用易陷入“情感决定论”，从而遮蔽更基础性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经济动因[10] - 方法论建设需坚持文本精读与历史语境的双向互证，将文献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文本生成机制与表达规范，辨析情感叙述中的个人体验与集体意志[10][11] - 方法论建设需推动微观个案与宏观比较结合，既通过代表性历史情感场域揭示情感与重大进程的关联，也通过跨时期、跨领域比较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概念[11] - 方法论建设需促进人文阐释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对话，既要运用深描、诠释学等方法还原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也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分析集体情感的塑造与动员[12]

党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博通性 - 党史研究需要兼具专业深度和跨学科视野 过度专业化会导致视野狭窄 而"门外汉"视角有时能发现新问题 培养人才需平衡"专"与"博"的关系 [1] - 梁启超和毛泽东均指出过度专业化的危害 认为单一知识结构易导致生活单调 建议年轻时多学习自然科学 后期再转向社会科学 [2] 过度专业化的弊端 - 学科细分导致研究碎片化 中共党史被划分为革命史/建设史/党建史等二级学科 进一步细分为思想/组织/作风等方向 过度强调边界会引发"局隘"和"破碎"两大问题 [3] - "局隘"表现为学科封闭和内部割裂 研究者只关注特定人物或领域 忽视经典作家间的知识传承 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3] - "破碎"表现为过度聚焦细节考证 放弃宏观历史叙事 导致学科丧失整体性和连续性 [3] 研究者的三阶段演化路径 - 第一阶段"自说自话"：研究范围极端狭窄 无法进行跨领域对话 专业外发言常显幼稚 [4] - 第二阶段"自以为是"：陷入学术封闭状态 拒绝接受外部意见 产生门户之见和妒忌心理 [4] - 第三阶段"自业自得"：意识到问题但难以改变 如同胡适描述的"旗杆型学者" 影响范围有限 [4] 博通研究的四个维度 - "纵通"：贯通古今历史脉络 将具体事件置于党史全过程分析 需涵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 [6] - "横通"：考察党内外联动关系 将党史置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史/全球背景中 分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 [7] - "内通"：精通党史学科方法论 包括史料考据和理论诠释 需掌握学术史脉络并吸收各家学说 [8] - "外通"：借助其他学科工具 如经济学需统计学支撑 社会问题研究需社会学/心理学辅助 形成交叉学科视野 [9] 博通的本质要求 - "纵通"和"横通"属于本体论层面 强调历史发展的纵向连续性和横向关联性 [10] - "内通"和"外通"属于认识论层面 要求夯实专业基础同时吸收外部方法论 [10] - 真正的贯通需避免钱钟书笔下"高松年式"的肤浅通才 要建立实质性跨学科认知体系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