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出版与学术定位 - 公司于2025年推出《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五种著作，由荣新江教授主编，旨在反映当代最新研究成果并开拓新的视野与方法 [1] - 该丛书以敦煌学研究为主，同时兼收吐鲁番、于阗、龟兹、石窟寺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强调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 [1] - 公司注重吸收海外学者成果并与国际敦煌学对话，以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丛书出版后于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媒体专题访谈五位作者进行阐释与推广 [1] 著作《从长安到高昌》核心内容 - 该著作由赵洋撰写，于2025年8月出版，全书384页，立足敦煌吐鲁番材料，自下而上审视唐代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传播之路 [2][4] - 研究从制度、礼俗、观念、宗教各方面呈现了敦煌吐鲁番地区独特的社会面貌，及其背后王权国家的运行体制，探讨了国家制度与礼俗如何跨越地理距离在边陲推行 [2] - 著作通过具体案例，如“黄巢之死”消息的传递，揭示了唐代不同时期信息传播效率的动态变化与区域局势对信息传递的深刻影响 [6][7] 唐代信息传播制度的运作与变迁 - 唐代国力强盛时，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传递主要依托馆驿系统，据《唐六典》记载，玄宗朝已形成“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的格局，官文书传递效率可观 [6] - 安史之乱后，信息传递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唐廷于大历十二年在长安设立进奏院，作为地方藩镇与中央的常驻沟通机构，标志着信息沟通渠道的重构 [7] - 西北地区在唐后期因区域局势复杂（如驿传体系未建、节度使矛盾、回鹘劫掠等），官方信息传递受阻，导致信息严重滞后与失真，如S.2589文书中关于黄巢死讯的错误记载 [7][8] 制度、文书与人的互动关系 - 制度是人为构建的国家框架，规制着文书的制作与传递流程，而文书既是制度的物质载体，也是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产物，二者动态交织并存在张力 [12] -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展现出极强的能动性，个体与群体或恪守或突破制度框架，或传抄或增删文本内容，进而推动地方社会的结构变迁与历史演进 [13] - 敦煌吐鲁番文献作为信息传播过程的产物，生动体现了制度、文书与“人”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动态互动的历史叙述框架，其中“人”占据主导地位 [12][13] 礼俗共享与文化认同塑造机制 - 唐代通过统一规定礼仪节日的举行时间、地点与方式，实现了长安与敦煌、吐鲁番在礼仪活动上的“时空同步”，这是“齐风俗”以塑造文化认同的关键路径 [13][14] - 国家实现“齐风俗”目标的核心机制包括：统一规定放假日期、颁布官方历日、在官学教授官方编定教材，以及推广中原编撰的书仪与类书作为有效补充 [14] - 这种礼俗的共享根植于国家制度的全面统一与有效落地，确保了中央与地方在实践层面的同步，从而强化了边陲社会对唐帝国的文化认同 [13] 区域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应用与特点 - 将区域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应用于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带来了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地方社会为核心场域）和研究议题的拓展（聚焦地方社会结构过程与地方性） [16][18] - 敦煌吐鲁番文献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最佳的“田野资料”，已有研究如“民生宗教社会史”范式、个人命运知识体系构建等，展示了该取径的洞见 [17] - 应用此范式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源于明清史与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方法内化为中古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克服因史料数量、性质及时代差异带来的限制 [18] 敦煌吐鲁番作为区域社会的特点 - 该区域社会具有高度的开放包容性，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关键枢纽，融合了中外多元的时代印记，既有中原官文书典籍，也有西域胡人留下的文献遗存 [19] - 其地理位置为从“周边”视角理解“何为中国”提供了独特切入点，既受中原政治、经济与文化辐射，又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反向影响中原核心区域 [19] - 该区域社会宗教色彩浓郁，佛教、道教、摩尼教与祆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影响渗透社会各方面，形成了如“敦煌民生宗教”等重要地方社会特征 [20] 长安城门作为信息传播场域与非官方史料价值 - 长安开远门作为西行要道和丝绸之路的起始节点，是隋唐帝国向西域彰显实力、传递信息的重要场域，在历史记忆中被塑造为标志性纪念碑式建筑 [24][27][28] - “唐传奇”等笔记小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记述的国家制度、地理风貌、史事片段等内容能有效补充并印证正史记载的阙漏与细节，丰富历史内涵 [28][29] - 这类文学作品的写实笔触，尤其是对地理空间如开远门的描摹，沉淀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与社会观念，比正史的笼统记载更为鲜活可信 [29] 敦煌习字作为史料的特点与价值 - 习字作为一种史料，具有随意性、碎片化、内容宽泛性及重复性等特点，其抄写过程本身是古代知识与信息传播过程的直接反映与珍贵遗存 [29] - 习字内容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诸领域，其中包含其他典籍未载的珍贵信息，是理解古代知识传播过程与地方社会发展脉络的独特史料 [30] - 习字可被视为“半精英阶层”的产物，即习字者处于向精英阶层进阶的半途，这为了解古代知识传播与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30] 忠孝观念的传播与宗教文献的传播特点 - 忠孝观念在敦煌吐鲁番地区通过官方教育体系（官学、统一教材）、私人层面（家风门第、书仪传抄）及宗教层面（佛教疑伪经、经变画）等多种形式传播，影响深远 [35] - 宗教文献从长安到地方的传播，核心特点在于国家力量的投入（如官方佛藏、道藏的编撰传抄）与参与人群的广泛性（各阶层人群的层级与横向扩散） [36] - 私写本相比官写本更具实用性与地方特色，文字形态可能更潦草，并可能融入个人感悟或地域性内容，形成独特版本，且在中西文明交融地带，不同宗教文献的传抄需贴合当地实际进行翻译与适应 [36][37] 信息传播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唐代国家面貌 - 从信息传播视角看，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处于动态流变中，国家制度呈圈层式递进扩散至地方，构筑治理框架，同时地方社会保有独特地域底色并在特定条件下凸显本土力量 [37][38] - 唐代国家历史图景呈现出制度动态同步、文化多元包容的特征，官文书行政体制成熟，使国家制度与配套礼仪、意识形态能同步辐射全国，维系稳定 [39] - 唐代是多元包容的国度，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中外文明多层次交流，两京主流知识与文化扩散至地方，地方特色文化也能反馈至中央，相互影响 [39] - 宗教信仰对唐代国家历史面貌影响深远，佛教与道教曾跻身国教之列，其传播既维系中央统治合法性，也在地方社会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如社邑等组织 [40] 新时代敦煌学的“新”内涵 - “新”体现在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图版与定名的“翻新”，包括全彩收录刊布模糊或未公开的文献，以及修订早期受认知限制的定性判定，为学科发展筑牢文献根基 [42] - 学术重心需从文献整理转向历史阐释的“翻新”，实现从“文本中心”到“过程中心”的转向，关注文献背后动态的历史生成与演进，并以长时段视野洞察各类“流动”机制 [43] - AI技术与数据库的广泛应用是新时代的生动体现，能在文献缀合、定名与搜检等方面取得突破，减少重复劳动，未来在数以万计的文献数据处理中潜力巨大 [44] - 所有“翻新”必须扎根于前人坚实的学术积累之上，如《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出版和《吐鲁番学大辞典》的编纂，标志着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新阶段的根基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