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探讨了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发展脉络及其与古蜀王传说的关联 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互证 梳理了从营盘山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文化演进与人群迁徙过程 试图解答谁是三星堆先民以及古蜀王是否参与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问题 [1][2][8][10] 巴蜀文化脉络与三星堆起源 - 川中最早的文化痕迹发现于阿坝州茂县 距今约5000年前 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群文化特征接近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 两地均种植小米并使用相同制陶手法 [2] - 距今约4900年 部分古蜀人从西北高原迁至成都平原什邡 创立“桂圆桥文化” 延续旱作农业种植小米 随后部分人向平原西南部迈进 在多水环境中开始学习种植稻米 并逐渐深入平原腹心 建起古城群和规模宏大的城墙 形成“宝墩文化” [2] - 宝墩文化的稻米种植和城墙修筑技术被认为是向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学习的结果 距今4500年前后 一支因尧舜“征三苗”而西迁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人群来到成都平原西南部 与本地文化结合形成宝墩文化 [2][3] - 水稻种植技术的传入和食物保障促进了人口增长与聚落密集化 进而引发了群体间的竞争与整合 [3] 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与争论 -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层叠压着不同类别的文化痕迹 1995年宝墩文化的发现使其与三星堆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对应上 宝墩文化陶器器型简单但装饰丰富 以绳纹为主 三星堆一期文化的陶器特征（如平底、宽沿、花边口绳纹罐）与宝墩文化接近 [5] - 学者江章华将三星堆第一阶段界定为距今4500年至3700年间的800年 认为其归属于“宝墩文化” 多位学者将此阶段称为“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 [6] - 2009年桂圆桥遗址的发现引发了新的观点 学者赵殿增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上限为距今4800年 可能对应“桂圆桥文化” 而非宝墩文化 其依据是两者在主食（前者先粟后稻 后者连贯稻作）、城市规模（前者面积更大、建筑更密集、文物更丰富）以及城墙修筑（前者未筑墙）方面存在差异 [7] - 赵殿增梳理的人群迁入脉络为：粟作的“桂圆桥文化”人群于4800年前先来到三星堆 后吸收“宝墩文化”因素开始筑墙 当时成都平原可能尚未统一 形成了三星堆与宝墩两个可能分属不同族的大型中心聚落 [7] 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与后续影响 - 在距今4000年前后 长江中游的又一批三苗人可能受大禹第二次南征驱使 经长江三峡来到三星堆遗址 [8] - 距今3500～3000年前后 可能是最后一批三苗人的后裔再次来到三星堆古城 带来了从中原地区学到的先进青铜器铸造技术以及较成形的神权国家形态 与当地原有的自然、祖先崇拜结合 共同创造出三星堆文明 [8] - 三星堆文化之后 其主体迁至金沙 形成“十二桥文化” 被认为是杜宇氏蜀王时代 前一阶段常见的鸟头形把勺基本消失 小平底器被尖底器取代 这被推断为鱼凫时代结束、杜宇时代兴起的标志 [14] - 再往后的“晚期巴蜀文化”对应最后一位蜀王开明氏时代 此后蜀地融入中华大一统版图 [14] 古蜀王传说与三星堆文物的关联 - 汉代文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记载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蜀王 蚕丛的外貌特征“其目纵”（眼球突出）与三星堆青铜面具、人像的纵目特征相符 因此蚕丛被普遍认为是三星堆遗址的最早主人 [10] - 学者认为 数百年后王位传至“鱼凫氏蜀王” 三星堆进入“三星堆文化”主体阶段 他们将“蚕丛氏蜀王”尊为直系祖先 将其“纵目人”形象奉为祖神 [11] - 三星堆文物中的诸多鱼鸟纹饰、鸟身像 如金杖上的鸟鱼花纹、大型神树上的青铜立鸟 被认为是“鱼凫”王的族徽或图腾象征 [11] - 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青铜鸟形象 常被解读为对应“十日传说” 即《山海经》所载“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 皆载于乌” [12] - 三星堆大量发现的陶鸟头勺把 其鸟头造型弯勾喙似鱼鹰 学者认为这与以鱼凫为族名的王朝有关 可能不仅是生活用具 还是祭祀礼仪用品 [13] - 蜀王传说虽非信史 但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并纳入考古研究 作为一种理解古蜀文化的方式 [14]

三星堆文化发展三部曲 - 三星堆文化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兴-盛-落”三个不同阶段，其主体年代范围上限有距今4800年或4500年两种说法，下限有距今3000年或2600年两种说法 [1][3] - 第一阶段（兴）持续约800年，形成成都平原最大的聚落，面积达5平方公里，归属于“宝墩文化” [4][10] - 第二阶段（盛）持续约500年，社会进入青铜时代，建造宏伟史前古城，发展出独特的“三星堆文化” [12][14] - 第三阶段（落）持续约200年，文化衰落，古城被废弃，人群向金沙遗址迁徙，被纳入“十二桥文化”序列 [16][17][18] 第一阶段（兴）聚落特征 - 先民约在公元前2500年（距今4500年）开始定居，使用“木骨泥墙”技术建造住房，并出现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是商代最大单体建筑之一 [5][6] - 生产工具以石制的斧、锛、凿为主，生活陶器有宽沿平底、镂孔圈足等样式 [7] - 已掌握制玉技能，制作玉璧、玉圭、玉环等非实用礼器，风格小巧精致 [8] - 实行居葬合一，发现“仁胜墓地”共20多座墓葬，但无高等级墓葬 [9] 第二阶段（盛）文化成就 - 社会面貌陡变，新建城墙与宫室，城邑面积约12平方公里，出现职业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 [3][12][19] - 青铜技术从铸造铜铃、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小件起步，逐渐发展出大型青铜神像、人像及神树等复杂器物 [13] - 玉器工业发达，出土大量玉璋、玉琮等成套祭祀用具，玉璋作为祭山、祭川的重要礼器 [14] - 出土海贝达4700枚，数量仅次于河南安阳妇好墓（6880枚），学者研究认为其来自印度洋，反映贸易与交通发展 [20] 第三阶段（落）文化变迁 - 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000年间，社会发生重大变故，三星堆人有意焚烧、毁坏宫殿、神庙及青铜神器，并分层埋入器物坑，最上层铺满象牙 [17] - 遗址内遗存减少，青铜工业生产停止，人群向成都金沙遗址迁徙，延续祭祀传统 [17][18] - 第三阶段文化被纳入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序列，覆盖商末至西周时期 [18] 社会演进与古国地位 - 三星堆社会从聚落发展为复杂酋邦或早期国家，是商代前后以广汉三星堆为中心、势力覆盖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古国 [18] - 大型城邑出现后，成都平原其他城邑和聚落消失，三星堆衰落后又重新出现，证明其区域中心地位 [18] - 存在可能的水利技术支撑，类似都江堰的早期分流控水技术或是其城市规划和文明延续的关键，但观点有待验证 [20] - 三星堆文明存续近两千年，在先秦诸侯国中存续时间最长，打破了古蜀为蛮荒之地的刻板认识，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