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 -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与第一任期相比发生显著变化，从强调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挑战的“新冷战”转向集中于贸易交易的务实谈判[2][7] - 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的首份《国家安全报告》正式提出“大国竞争”概念，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合作转向竞争关系[5] -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人事安排发生根本改变，第一任期内的对华鹰派官员如马特·波廷格、蓬佩奥等均未获任用，新团队以对特朗普忠诚为首要标准[8] 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形成与现状 -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政界形成了跨党派的“华盛顿新共识”，即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掘墓人”，此共识在拜登任内得到延续甚至强化[5] - 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战略稳定”或“僵局”阶段，其特点是双方均无法击垮对方，正在探索下一步互动方式[3][10] - 美国社会内部出现“战略疲惫”，民调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减少海外干预，专注国内事务，仅17%的人认为美国有财富和力量领导世界[10] 中美关系状态与关键事件 - 自2018年贸易战开始至2023年拜登下台前，中美关系处于“长危机”状态，高层交往几乎中断，过去约100个制度化交流机制大多停止运作[6] - 2025年4月2日，美国在“解放日”宣布加征关税，中国是唯一进行对等反击的国家，随后美国主动要求重启谈判，双方在日内瓦、伦敦等地进行了多轮谈判[9] - 中美民间交往大幅下降，许多中国学生签证被取消，尤其是被认为对美国有威胁的专业领域[6] 政策转变的动因与评估 -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转变被视为对第一任期“新冷战”战略的“路线修正”，修正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政治韧性的低估以及对“中国威胁”的高估[9] - 特朗普的政策逻辑具有内在矛盾与延续性，其“做交易”的核心诉求始终未变，但第一任期受共和党建制派影响，第二任期则更能推行个人意志[8] - 当前“战略稳定”格局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原因包括特朗普决策的随意性、谈判失败可能使政策倒退，以及美国缺乏应对复杂国际关系的外交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