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财政维度解释 - 文章核心观点认为，财政体制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维度，其通过设计激励地方政府的财政合约，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长期高速增长 [7][43] - 学界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包括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说”、Sachs和杨小凯的“工业化模仿说”、蔡昉的“人口红利说”（估算约30%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此）、张五常的“地方政府竞争说”以及钱颖一的“财政激励说” [2][3] - 财政体制通过处理政府间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关系，深刻影响各级政府行为，是理解中国政府行为及其经济影响的基础 [3] 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变过程 - 中国财政体制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9年的“统收统支”阶段、1980-1993年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阶段以及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阶段 [9] - “统收统支”阶段高度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期间在1958年和1971年有两次以财政放权为重点的探索，但受计划经济限制，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 [10] - “分灶吃饭”阶段（财政包干制）旨在通过分级包干为中央财政减负，但导致财政收入“两个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滑，且因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入，强化地方保护，不利于统一市场形成 [11][12][13] - 1994年“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陡升并基本维持在47%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陡降至1994年的44.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一路上升 [14] 财政体制变动的理论解释（合约理论视角） - 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其本质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主要包括代征合约、定额合约、分成合约和分税合约 [18] - “统收统支”阶段以代征合约（“工资合约”）为主，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收入不挂钩 [19] - “财政包干”阶段是定额合约与分成合约的结合，例如1988年实行的“定额上解”、“总额分成”等多种形式 [20] - “分税制”阶段是分成合约与分税合约的结合，初期以分税合约为主，后逐渐演变为分成制，例如增值税中央与地方按50:50分享，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按60:40分享 [20] - 合约形式决定了激励强度：定额合约激励最强（边际回报100%），分成合约激励与分成比例相关，代征合约激励最弱 [18] 分税制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 - **对地方积极性的调动作用**：分税制通过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流动性强、与生产相关的税种设为共享税，激励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并由此带动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及土地升值，实现“以二带三”，从而刺激经济高速增长 [24][25] - **弹性合约保证效率**：尽管中央层面有统一的分成比例（如增值税中央占75%），但省以下政府间的税收合约具有充分弹性，通过多样化的分成比例、税种划分和行业划分，满足了不同地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贯彻“多劳多得”原则 [29][32][35] - 例如，增值税收入在各级政府间的实际平均占比为：中央74.8%、省6.3%、市9.5%、县10.6%，且省以下各层级占比存在分布范围，显示出变异性 [30] - **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激励效应**：转移支付不仅平衡地区财力差距，也能作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通过“寓激励于平衡”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并非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36][41][42] - 2000年以来，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2015-2016年维持在68%左右；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从1999年的13.44%升至2017年的54.03% [37] 关于地方积极性的进一步思考 - 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发挥方向应从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完善公共治理 [44] - 改革方向包括：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将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效果纳入政绩考核；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使地方税源更多与公共服务水平挂钩，而非仅与企业产出挂钩，从而引导政府行为转变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