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探讨中国刑法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在保护对象上的法律适用分歧，并论证非法狩猎罪的保护对象应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实现更严密的法律保护和司法公正 [1][2][3] 法律适用现状与困境 - 实践中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狩猎罪的保护对象理解存在分歧，导致同类案件处理差异大，影响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1] - 根据2022年司法解释，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追诉标准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非法狩猎罪的追诉标准是“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 [2] - 若认为两罪保护对象无交叉，当行为人基于概括故意猎获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但价值低于2万元时，可能面临两罪均无法适用的刑法评价困境，这在野生鸟类保护案件中尤为突出 [2] 主要分歧观点 - **否定说**：认为两罪保护对象互斥，非法狩猎罪对象仅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野生动物，如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 [3] - **肯定说**：认为非法狩猎罪的保护对象应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3] - 文章认为“否定说”虽考虑了刑法与前置法的协同，但可能导致违背社会认知的裁判结果，而“肯定说”更具司法妥当性，有利于引导社会爱护野生动物的风气 [3] 支持“肯定说”的具体理由 - **法条关系**：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1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经许可可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表明其并未被严格排除在可狩猎范畴之外，这与“否定说”存在紧张关系 [3] -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举例说明，猎捕3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价值15000元）未达2万元立案标准，按“否定说”不构成任何犯罪；而猎捕3只麻雀却可能构成非法狩猎罪，这种结果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可能引发社会负面评价 [4] - **公众认识与文义理解**：从公众认识角度，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陆生和水生动物无疑是生活语义下“狩猎”“捕捞”的对象 [4][5] - **立法沿革**：1979年刑法中的非法狩猎罪包含“珍禽”“珍兽”，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97年修法是为加大保护力度而将相关行为单独成罪并提高刑罚，证明修法目的是形成立体保护，两罪保护对象存在交叉包容而非排斥关系 [5] - **刑法体系严密性**：采用包容关系解释法律，有利于犯罪“量”的标准自然向下延伸，实现法网周密，更好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6]